夫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其赞《易》也，惟《乾》、《复》言仁，盖《复》之初，反对则《剥》之终也，硕果不食，乾元生意存焉。颜渊博文，学以聚之，既能且多，而又问於不能与寡，则辨之至明矣。有若无，实若虚，宽以居之，犯而不校，不迁怒，不贰过，则行之至健矣。此所以不远复而能不违仁与？故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知几由己，其惟独乎？慎独则能敬以入诚，诚无不敬，乾健故也。未诚者必敬而后诚，坤顺故也。安焉之谓圣，其学一，一则诚。勉焉之谓贤，其学二，主乎一则敬。颜渊几於安焉者乎？大体具矣，辟如硕果，解其蔓藤而生意复，其为仁也，得乾道焉，克己复礼，犹之闲邪存诚也。仲弓则下颜渊矣，其勉焉者乎？具体而微，方培灌敏树者也。其为仁也，得坤道焉，主敬行恕，犹之直内方外也，合内外而一焉，则亦诚也矣。故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司马牛诸弟子，各因其材而笃，樊迟三问，而所告三不同者，随日月至焉，而发育以成其材，何往而非生生之道哉？故曰：“圣人如天覆万物。”（《原仁》）
尧、舜之世，道德事功，见於典谟者，无非学也。虽不言学，而其言皆知本，此其所以为万世法与？自成汤言性后，傅说始言学，《说命》之告王也，始之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於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盖求多闻，式古训，则理日明，苟无言语文字以为学，则非吾之所谓学矣。次之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盖逊其志，敏其学，则道日积，苟不勉强学问以为道，则非吾之所谓道矣。终之曰：“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盖教学兼全，终始克命，则德日修，苟执圆明觉悟以为德，则非吾之所谓德矣。自有书契，治百官，察万民以来，不可一日废也。虽言语文字日繁，仲尼删述《六经》，则已简易矣。是故古之王者取士，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士之待聘者，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闻识虽多，而贯诸一心，则道明德立，丕建事功，而尧、舜之治，有不复者哉？然好高欲速，厌常喜新，是己非人，党同伐异，学者之通患也，虽尧、舜在上，文章焕然，而言由其心，文见於行，命德亮工之外，盖鲜见焉。故驩兜党共工之象恭也，靖言庸违，反以为功；有苗效伯鲧之方命也，昏迷侮慢，自以为贤。而况孔子春秋之时乎？盖道家者流起，自黄帝、伊、吕历记成败之道，而书成於管仲，惟守清虚，持卑弱，以用兵权。孔门弟子，盖有惑於异端，违离道本，而畔博约之教者，虽子路之勇，犹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故教人一则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二则曰“君子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时则老子之学，无欲无为，自然而民化，其要存乎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而守中保盈，所宝者三：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以礼文为乱之道，道之华，则是执三皇之治，以御季世也。孔子尝问礼而知其意，夫道德仁义既失，则礼无本矣，此所以从先进与？及荡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庄周之言也，岂老氏以正治国之意哉？时至孟子，杨朱、墨翟兴焉，朱有言曰：“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故君子必慎为善，其为我也。”有类於“不敢为天下先”。翟之言其节用非儒，述晏婴之毁孔子曰：“盛容修饰以蛊世，絃歌鼓舞以聚徒，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瞻其乐”，其兼爱上同，则有类於慈俭者焉，然未尝一言及於老氏以为宗也。司马迁则引墨讥儒，崇黄、老而薄《六经》，谓经传以千万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殊不知吾儒之学，自本贯末，虽孔子之圣，犹资闻见，以次德性之知而扩充之，《诗》《书》执《礼》，皆其雅言，而欲卒以学《易》，可谓念终始典于学者矣。故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观於摄相事，得邦家绥来动和之化，则其所扩充者，莫非道德事功，彼老氏焉能有以致此哉！矧《六经》藉孔子删述，要而不繁。汉文帝旁求治之者，田何、伏生、孟喜，仅数人尔。迄武帝时，安得有千万数哉？是迁之诬也。自是黄、老大行於汉矣。佛虽兴於晋、宋、齐、梁之间，然《六经》犹未泯也。自晚宋“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註”之言出，禅学大昌，其徒心狭而险，行伪而矜，言妄而诳，气暴而馁，则《六经》之道晦矣。嗟乎！傅说之言学之原也，士之志於“道积厥躬，德修罔觉”者，当何如？曰“学於古训乃有获”，此其教学兼全，终始克念，当笃信而力行之，不可一日废者也。后世学尚超异，凡经传皆以为古人糟粕，一切屏之，惟读佛、老书，虽数千卷，则未尝厌。故予详说而赘为之辞。（《原学》）
卷五十二 诸儒学案中六
文定张甬川先生邦奇
张邦奇字常甫，号甬川，浙之鄞人也。弘治中举进士高第，改庶吉士，授翰林简讨。逆瑾窃政，先生著《张鶱乘槎赋》，以瑾喻西域，鶱喻附瑾者。乞便地以养亲，出为湖广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