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使宰周公来聘』，书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继使大夫，终使三公，天子日微，诸侯日强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而下赗诸侯之妾母，何必名其使而后知其非哉。」
或问：「『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胡翼之曰：『书甚其恶也。辛未至辛巳十一日之间，浃旬取其二邑，故谨而日之也。后之谈《春秋》者，尽不用日月。且如取郜取防之义，苟不用日月，则其实何以明。若但言以此月取郜取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间，十一日内，两取其邑也。』其说然乎﹖」曰：「此论似是而实非也。日月者，纪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经》诸史将废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废也。《春秋》非不欲尽书日月也，然旧史有详略焉，有阙文焉。其无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不可得而去也。无日月而益则伪，有日月而去则乱，故《春秋》纪事，有有日月者矣，有无日月者矣。公、谷见其有日月与无日月也，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或牵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则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为《春秋》蠹矣。今壬戌败宋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鲁史纪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详，鲁隐之恶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既败宋师，又取郜取防，其恶亦不得揜，非圣人特书其日以甚其恶，亦非谨其事而日之也。苟谓圣人特书日以甚其恶，以谨其事，则余无日者，皆无甚恶，皆无甚谨乎﹖此其不书日月者也。若并月不书，则事皆无恶，，皆不谨乎﹖故曰似是而实非也。」曰：「张氏谓二邑非鲁之版图，故书取以着其无名者，然乎﹖」曰：「取者，善恶通用之。取邑曰为恶，《诗》曰『取彼斧戕』，『取彼狐狸』，亦为恶乎﹖况取者，旧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秋》之作，其自然之妙与天地侔。天之生物，非物物雕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间，而非着一字以为义。一字褒贬，乃末世相沿之陋。朱子曰：『当时大乱，圣人据实书之，其是非得失，付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间求褒贬，窃恐不然。』可谓善读《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
或问曰：「夏五无月。先儒有曰：『传疑也。疑而不益，见圣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犹及史之阙文。」又语人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书者有矣，盍亦视此以为鉴，可也。然则《春秋》曷以谓之作﹖其义断自圣心，或笔或削，明圣人之大用。其辞则旧史有可损而不能益。』其说然乎﹖」曰：「此即《谷梁》之说，而益之以辞者也。《谷梁》之辩，孙氏、高氏备矣，此不复论。窃谓，『吾犹及史之阙文』，孔子盖谓事之不可知者尔。若事之显然而可见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闻阙疑』，孔子教人阙其理之可疑者尔。若理之断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慎言之邪﹖若夏五而无月，乃事之显然而可见，理之断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书之谓也，孔子亦岂恝然而已矣。若曰孔子笔削，可损而不可益，当并去五字，亦不害于此事之义。孔子必不录断烂不可读之文为后世训也。秀岩亦曰：『胡氏之说，愈密而愈疏矣。圣人作《春秋》，固谓空言不如行事也。使旧史果有夏五之文，则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于义，何所当乎﹖此必秦、汉以后，传者有所脱遗，如《左氏传》成公二年夏有之比尔。必为之说，则非矣。』」
或曰：「『公及齐、宋、陈、卫、郑、许、曹会王世子于首止』，『诸侯盟于首止』，张氏诸儒谓，再称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会王世子在夏，又与世子为会盟诸侯在秋，又诸侯自为盟，会盟既异，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书法当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为义，而不知要君之非义；先儒知桓公之有功于王，而不知假仁之非义，正《孟子》所谓『久假不归，恶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桓多内嬖，家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乱，其所以正王之冢适者，果自身而推之哉！圣人安得而虚美之﹖昔汉高帝爱赵王如意，欲易太子，张良造谋，使四皓辅太子以朝，朱子论之曰：『良之为此，不惟不暇为高祖爱子计，亦不暇为汉家社稷计矣。』其事正相类，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呜呼！权谋术数之计起，大人格君之道不复见，此孔子所以恻然有隐而书与。」
或问：「『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谓，公子瑕未闻有罪而杀之；元咺立以为君，故卫侯忌而杀之也。然不与卫剽同者，是瑕能守节，不为国人之所恶也，故经以公子冠瑕，而称及。然乎﹖」曰：「不然也。为此说者，惑于《左氏》云『元咺归』，『立公子瑕』之一语也。刘氏固已辩其妄矣。使公子瑕为元咺所立而不辞，恶得为无罪哉﹖恶得为守节哉﹖其曰不为国人之所恶，亦意之之辞尔。瑕苟自立，则既三年矣，使其仁如尧、舜，孔子亦将正名其僭窃之号，安得以不为国人所恶而去其号，特冠公子哉﹖其称及，乃书法当然，亦非无罪而书及也。」曰：「高氏谓，经书于卫侯未归之前，若不罪卫侯者，盖以二子之祸，皆晋文为之者。何也﹖」曰：「二子之祸，固晋文之为，然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