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字东发，慈溪人，学者称为于越先生。宝佑四年登第。度宗时，为史馆检阅，与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轮对，言当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乞罢给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军国，纾民力。时宫中建内道场，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国门。用谏官言，得寝。出通判广德军。郡守贾蕃世以权相从子骄纵不法，先生数与争论是非，蕃世积不堪，疏先生挠政，坐解官。寻通判绍兴府，获海寇，僇之。抚州饥起，先生知其州，多善政。诏增秩，遂升提举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为贫而弃子者设，久而名存实亡。先生谓收哺于既弃之后，不若先其未弃保全之。乃损益旧法，凡当娩而贫者，许里胥请于官赡之，弃者许人收养，官出粟给所收家，成活者众。改提点刑狱。御史中丞陈坚以谗者言劾去，遂奉云台祠。贾似道罢相，以宗正寺簿召，将与俞浙并为监察御史，有内戚畏先生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东提举常平。时皇叔大父福王与芮判绍兴府，遂兼王府长史。先生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纪纲不可紊。外虽藩王，监司得言之。今为其属，岂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复坏其法﹖」固不拜长史。命进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尝师王文贯，其语人曰：「非圣贤之书不可观，无益之诗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视事，事至立决。自奉俭薄，人有急难，则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钞》一百卷。宋亡，饿于宝幢而卒，门人私谥曰文洁先生。先生本贯定海，其后徙于慈溪。晚年，自官归，复居定海灵绪乡之泽山，榜其门曰「泽山行馆」，其室曰「归来之庐」。已而侨寓鄞之南湖。已而迁寓桓溪，自署「杖锡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先生没后，其子孙多居泽山者。泽山本名栎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学者建泽山书院以祀之。（修。）
百家谨案：先遗献曰：「嗟夫！学问之道，盖难言哉。无师授者，则有多歧亡羊之叹；非自得者，则有买椟还珠之诮，所以哲人代兴，因时补救，视其已甚者而为之一变。当宋季之时，吾东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极矣，果斋、文洁不得不起而救之。然果斋之气魄，不能及于文洁，而《日钞》之作，折衷诸儒，即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今但言文洁之上接考亭，岂知言哉！」
谢山《泽山书院记》曰：「朱徽公之学统，累传至双峰、北溪诸子，流入训诂派。迨至咸淳而后，北山、鲁斋、仁山起于婺，先生起于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瓣香为之重振。婺学出于长乐黄氏，建安之心法所归，其渊源固极盛。先生则独得之遗籍，默识而冥搜，其功尤巨。试读其《日钞》，诸经说间，或不尽主建安旧讲，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为功臣也。西山为建安大宗，先生独深惜其晚节之玷，其严密如此。婺学由白云以传潜溪诸公，以文章着，故倍发扬其师说。先生独与其子弟唱叹于海隅，传之者少，遂稍闇澹。予尝谓婺中四先生从祀，而独遗东发，儒林之月旦有未当者，抑不独从祀之典有阙。《宋史》儒林所作传，本之《剡源墓表》，其于先生之学，无所发明；清容则但称先生之清节。呜呼！圣人所以叹知德之鲜也。」
又《杜洲六先生书院记》曰：「慈湖之学宗陆，东发之学宗朱，门户截然，故《日钞》中颇不以心学为是。由今考之，则东发尝与杜洲之讲会，而其后别为一家者也。夫门户之病，最足锢人，圣贤所重在实践，不在词说，故东发虽诋心学，而所上史馆札子，未尝不服慈湖为己之功。然则杜洲祠祭其仍推东发者，盖亦以为，他山之石，是可以见前辈之异而同也。」
东发讲义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此章教人为学以躬行为本，躬行以孝弟为先，文则行有余力而后学之。所谓文者，又礼乐射御书数之谓，非言语文字之末。今之学者，乃或反是，岂因讲造化性命之高远，反忘孝弟谨信之切近乎﹖然尝思之，二者本无异旨也。造化流行，赋于万物，是之谓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发见，始于事亲，是之谓孝，而推之为百行。是孝也者，其体源于造化流行之粹，其用达为天下国家之仁，本末一贯，皆此物也，故《论语》一书，首章先言学，次章即言孝弟，至于性与天道，则未尝轻发其秘，岂非孝弟实行，正从性与天道中来，圣门之学，惟欲约之，使归于实行哉！自夫性近习远，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晓人以太极阴阳五行，无非指示此性之所从来，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即性，性之所禀者即天，虚灵莹彻，超然物表，尘视轩冕，芥视珠玉，则见于事父从兄，推之躬行践履，自然无玷无缺，纯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妙者，正为孝弟之实也。二程先生讲明周子之说，以达于孔、孟之说，由性命而归之躬行，其说未尝不兼举。后有学者，宜己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为吾儒之异端；庄、列之戏诞，遁入禅学，又为异端之异端。虽其无父无君，丧失本心，正与孝弟相反，奈何程门言心，彼亦于此时指虚空而言心，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