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一者，敬时要一，动时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为，此心亦要主于一，应事接物，有所作为，此心亦要主于一，此是静时敬，动时静。静时能敬，则无思虑纷纭之患；动时能敬，则无举措烦扰之患，如此则本心常存而不失。为学之要，莫先于此，当更以胡致堂一段参观。
问颜乐
《集注》所引程子三说，其一曰不以贫窭改其乐，二曰盖其自有乐，三曰所乐何事，不说出颜子之乐是如何乐，其末却令学者于博文约礼上用功。博文约礼亦有何乐，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隐而不以告人者。其实无所隐而告人之深也。又程氏《遗书》有人谓颜子所乐者道，程先生以为非。由今观之，言岂不有理，先生非之何也﹖盖道只是当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娱悦也。若云所乐者道，则吾身与道各为一物，未到浑融无间之地，岂足以语圣贤之乐哉！颜子工夫，乃是从博文约礼上用力。博文者，言于天下之理，无不穷究，而用功之广也。约礼者，言以礼检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约礼者，克己复礼之事也。内外精粗，二者并进，则此身此心皆与理为一，从容游泳于天理之中，虽箪瓢陋巷不知其为贫，万锺九鼎不知其为富，此乃颜子之乐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象颜子之乐，而不知实用其功，虽日谈颜子之乐，何益于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文公又恐人无下手处，特说出博文约礼四字，令学者从此用力，真积既久，自然有得，至于欲罢不能之地，则颜子之乐，可以庶几矣。二先生之拳拳于学者，可谓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
问语上语下
此章南轩先生之说至为精密，所当玩味。所谓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者，盖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亲事长、洒扫应对之属，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亲事长之中，苟能尽其事亲事长之道，则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资质，若骤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将何所从入﹖想象臆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从分明易知处告之，如事亲事长、洒扫应对之属，皆人所易知也，如此则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于高远之地。此圣门教人之要法也。
问不由户章
旧说谓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户。朱文公非之，以为世人之行不由道者多矣，若如旧说，则凡人所行，不问是非善恶，皆可以为道矣。且如事亲事长，人人所同也，然必事亲孝，事长弟，然后谓之道，不然，则非道矣。此章盖叹世人但知出由户，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须臾离章，龟山先生谓：「寒而衣，饥而食，出而作，入而息，耳目之视听，手足之举履，无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所谓尧、舜之道，即乐于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视听举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义理准则乃道也。若便指物为道，不惟昧于形而上、下之别，而坠于释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学者误为道无不在，虽猖狂妄行，亦无适与而不为道矣。其害可胜言哉！」盖龟山先生以物即是道，而文公以为物之则方是道，正出不由户章意同。
又告子曰：「生之谓性。」盖言人之能知觉运动者即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发其义曰：「能知觉运动者只是气，知觉运动之理方是性。告子误认气为性。」又引龟山举释氏语云：「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以比徐行后长，不知徐行后长方谓之弟，疾行先长则为不弟。若谓运水搬柴便是妙用，则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与前章意同，大抵皆谓，人于日用事物间处处当理，然后为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为道。朱文公此说最有益于学者，当参而味之。」
问太极中庸之羲
下问太极、中庸二条，自顾浅陋，何足以辱。姑即平日所读朱文公先生之书，及尝见所窥者，略陈一二。所谓无极而太极者，岂太极之上别有所谓无极哉，特不过谓无形无象而至理存焉耳。盖极者，至极之理也，穷天下之物，可尊可贵，孰有加于此者！故曰太极也。世之人以北辰为天极，屋脊为屋极，此皆有形而可见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极为一物，故以无极二字加于其上，犹言本无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阴阳而下，则丽乎形气矣。阴阳未动之先，只是此理，岂有物之可名邪！即吾一心而观之，方喜怒哀乐之未发也，浑然一性而已，无形无象之中，万理毕具，岂非所谓极无而太极乎﹖以是而言，则思过半矣，喜怒哀乐之未发，即寂然不动之时，思虑一萌，则已动矣，故程子以思为已发，此至论也。来谕谓思是已发，则致知格物亦是已发，此则未然。盖格物致知，自属穷理工夫，大凡讲论义理，最忌交杂，今方论喜怒哀乐之发、未发，而以格物致知杂之，则愈浑杂而不明矣。来谕又恐悬空无致力处，此亦未然。盖未发之时，则当戒慎恐惧；其将发之时，则当慎其独，逐时逐节，皆有用功之地。惟其未发也，戒惧而不敢忘；将发也，慎独而不敢肆，则其发自然中节矣。圣贤之学所以无弊者，正缘句句着实，未尝说悬空道理。且如《中庸》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