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童子曰：「敢问其略。」曰：「《干》之初九曰『潜龙勿用』，圣人于其《象》曰『阳在下也』，岂不曰其文已显而其义已足乎﹖而为《文言》者又曰『龙德而隐者也』，又曰『阳在下也』，又曰『阳气潜藏』，又曰『潜之为言，隐而未见』。《系辞》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德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俄而又曰：『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又曰：『夫干，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又曰『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其德行常简以知阻。』《系辞》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者，谓六爻而兼三才之道也。其言虽约，其义无不包矣。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而《说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辞。』又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又曰：『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其说虽多，要其旨归，止于系辞明吉凶 尔，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数说者，其略也。其余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谬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辩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有未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干之四德。又曰：「干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说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童子曰：「于此五说，亦有所取乎﹖」曰：「《干》无四德，河、洛不出《图》、《书》，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贞，则圣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尧、舜以来用卜筮尔，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说，皆无取矣。然则繁衍丛脞之言，与夫自相乖戾之说，其书皆可废乎﹖」曰：「不必废也。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语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也。』《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谓之圣人之作，则僭伪之书也。盖夫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门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则害经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辩也。吾岂好辩者哉！」童子曰：「敢问四德。」曰：「此鲁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随，而为『《随》，元亨利贞』说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数十年而始赞《易》。然则四德非《干》之德，《文言》不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谓左氏之传《春秋》也，窃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说，是左氏之过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为而传《春秋》﹖岂不欲其书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书为孔子未生之前之说，此虽甚愚者之不为也。盖方左氏传《春秋》时，世犹未以《文言》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则谓《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