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惜其为他异说所乱，故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之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汇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号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参两，形气聚散，絪缊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尚晦，不知夷、狄之学，本与中国异。
案：佛在西南数万里外，未尝以其学求胜于中国。其俗无君臣父子，安得以人伦义理责之。特中国好异者，折而从彼，盖禁令不立而然。圣贤在上，犹反手，恶在校是非，角胜负哉！
而徒以新说奇论辟之，则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谓「此书以《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者，与浮屠、老子辩，岂非以病为药，而与寇盗设郛郭，助之捍御乎」﹖呜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绝邪﹖其果至是而复传邪﹖孔子曰：「学而时习之」，然则不习而已矣！
案：浮屠书言识心，非曰识此心；言见性，非曰见此性；其灭，非断灭；其觉，非觉知；其所谓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谓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与浮屠辩，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则离之以自异，然不知其所谓而强言之，则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则其词类浮屠，故略发之而已。昔列御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风」，又言「至诚者，入火不燔，入水不溺」。以是为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则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无际无极，皆其身所亲历，足所亲履，目习见而耳习闻也」。以为世外坏特广博之论，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传》「天地絪缊」，「通昼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诚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盖若是也」。誉之者以自同，毁之者以自异。嘻，末矣！（以上谢山补。）
水心习学记言
舜言精一而不详，伊尹言一德详矣。至孔子于道及学，始皆言「一以贯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将有时而隐。孔子不必待其人与治也。道者，自古以为微眇难见。学者，自古以为纤悉难统。今得其所谓一，贯通上下，万变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虽极乱大坏绝灭蠹朽之余，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身殁而遂隐也。然予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尽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之，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之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测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近世以曾子为亲传孔子之道，死复传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末后，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尝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案孔子告颜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若「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不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传也，存之于书，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称「天之未丧斯文」为己之责，独颜渊谓「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余无见焉。夫托孤寄命，虽曰必全其节，任重道远，可惜止于其身。然则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故曰非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传之也。传之有无，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为能传，而予以为不能，予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