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制其子，庶几往来之人，官师之间，或见或闻，动心兴念，能反之耳。则不知是时为民上者，以为是乎﹖以为非乎﹖亦有欲存天理，明人伦，行反道败德之诛者乎﹖后人目此事者，亦将崇邪毁正，姑置之不问而已乎﹖夫天性至恩，不可解于心，犹水之湿，犹火之燥，孰能逃之﹖而佛之教乃一切扫除，谓之至道，呜呼异哉！呜呼异哉！
释惠豫诵《涅盘》、《法华》等经。尝寝，见人来叩户，问其故，答曰：「师应死，故来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否﹖」答曰：「可。」至明年而卒。
佛教中有术，使人豫知死期，僧人得之，往往以为神异，或曰吾某日当去，或曰明年某月吾去矣，此精于卜相者亦或能之，何足贵哉！人死犹其生，其来不可御，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则十年、百年，皆可引伸而常存，此理之所必无也。近世儒者如师鲁尹公、子厚张公、康节邵公，皆闻于死生之际，辞气不乱，安静而逝，君子犹以为未及曾子易箦之正也。盖圣人以生死为分内事，无可惧者，故未尝以为言；佛氏本于怖死，是以《藏经》五千四十余卷，《传灯》一千七百余人，皆皇皇以死为一大事。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顺受其正，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不闻有轮回之说，岂非简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经营，若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国，说天堂可慕，地狱可怖，轮回可脱，于是人皆以死为一大事，而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既不以死为常事，必至于贪生失理，惧死怛化，而不顺受其正也。自两汉而上，战国、春秋之时，圣人所谓道丧之世也。当其时，义心激切，视死如归者，班班可考，其心初无慕怖，安于义而已。后世学佛者，自以为其道可以了达死生，而其行事视三代之风尚未能及，况圣贤之际乎！
澄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即遣人辞虎。虎出宫慰谕，澄谓虎曰：「出生入死，惟道之常。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念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无若兴起寺庙，崇显壮丽，称斯德也。」
澄所以告其弟子，与告石虎者，何得反复不侔邪﹖既曰「及其未乱，当先从化」，则是死生在我，去住自如也。又曰「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则是天命有限，欲止不可也。则未知澄以数尽不得已而死乎﹖抑数未尽自经而绝乎﹖智者必能辨之矣。且当其将死之日，石氏危乱已着，澄果有爱人忠虎之计，史必传之以为美谈。今观其告虎之言，曰「无若兴起寺庙，崇显壮丽」而已。是以有道君子辟之曰：「佛氏之教，名为广爱众生，终必归于自利之涂。」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哉！
释宝崖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烧之。有问痛邪，崖曰：「痛由心起。心既无痛，指何所痛！」并烧二手。于是积柴于楼上，作干麻小室，以油润之，自以臂挟炬，麻燥油浓，赫然火合，于炽盛之中礼拜。比第二拜，身面焦折；复一拜，身踣于炭上。
佛教以心为法，不问理之当有当无也。心以为有则有，心以为无则无，理与心二，谓理为障，谓心为空，此其所以差也。圣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以一贯之，莫能障者。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各得其所，物自付物，我无与焉。故曰：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飞走动植并育而不相害，仁义礼智并行而不相背。夫又何必以心为空，起灭天地，伪立其德，以扰乱天下哉！今夫人，目视而耳听，手执而足行，若非心能为之主，则视不明，听不聪，执不固，行不正，无一而当矣。目瞽耳聩，心能视听乎﹖手废足蹇，心能执行乎﹖一身之中，有本有末，有体有用，相无以相须，相有以相成，未有焦灼其肌肤而心不知者也。学佛者言空而事忍，盖自其离亲毁形之时，已丧其本心矣。积习空忍之久，于刲剔焚炼而不以为痛，盖所以养心者，素非其道也。凡人之生，无不自爱其身。彼学佛者于蚊蚋之微，草芥之细，犹不忍害，广悲愿也。自爱乃能爱人，爱人乃能爱物。故养心保身者，济人利物之本也。今乃残之如此，将何为哉﹖非有丧心之疾而然乎！
释道安，天和四年三月敕召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量校三教之优劣，欲事废立，安乃着《本二教论》：「有客问曰：『优柔宏阔，于物必济，曰儒；用之不匮，于物必通，曰道。老嗟身患，孔叹逝川，固欲后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异释典厌身无常之说哉﹖』主人曰：『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教，教称为内。释教为内，儒教为外。教惟有二，宁有三！』」
客与主人问答之言，皆出道安之手。道安所见，蹇浅若是哉！儒之为名，学者之通号耳，非为称名为儒，即是贤也。故孔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不知道安所谓「优柔宏阔，于物必济」之儒，何所本乎﹖稽之书传，无是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盖言存神过化、阖辟万古、变而常存之道如此，何尝有厌身之叹哉﹖道安所以知孔子，末矣。释教为内，而释徒自处则曰「方外之人」，儒教为外，而鄙薄儒者则曰「方内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