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杂糅偏胜，即愆阳伏阴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必，所谓「厥有恒性」，岂可以杂糅偏胜者当之﹖杂糅偏胜，不恒者也。是故气质之外无性，气质即性也。第气质之本然者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厘之辨。
百家又案：先生言「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此则所谓变化气质也。夫汤、武之反，不远之复，由违乎性，故须反复乎性也。若既以气质之外无性，则性又何须变化乎﹖吕巾石怀先生之说，专以变化气质为宗旨，以为：「气质由身而有，不能无偏，犹水火木金，各以偏气相胜。偏气胜，则心不能统之矣。皆因心同形异，是生等差。故学者求端于天，不为气质所局矣。」此言似是而有辨。先遗献曰：「气之流行，不能无过不及；故人之所禀，不能无偏。气质虽偏，而中正者未尝不在也。犹天之寒暑虽有过不及，而盈虚消息，卒归于太和。以此证气质之善，无待于变化。理不能离气以为理，心不能离身以为心。若气质必待变化，是心亦须变化也。今曰心之本来无病，由身之气质而病，则身与心判然为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为岁，未闻气质之陷溺其心也。盖横渠之失，浑气质于性；巾石之失，离性于气质。总由看习不清楚耳！」
百家又案：气质之性与变化气质之说，先遗献辨之明矣。犹有疑：「气质即性，又不须变化，然则人皆圣人、无不善之人与﹖」百家曰：恶！是何言也！夫所谓气质即性者，谓因气质而有天命之性，离气质无所谓性也。性既在此气质，性无二性，又安所分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乎﹖然气质实有清浊厚薄之不同，而君子不以为性者，以性是就气质中之指其一定而有条不紊，乃天下古今之所同然无异者而言，故别立一性之名。不然，只云气质足矣，又何必添造，别设一性之名乎﹖子刘子曰：「气质还他是气质，如何扯着性！性是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清浊厚薄不同，是气质一定之分，为习所从出者。气质就习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气质言性，是以习言性也。」可谓明切矣！所谓气质无待于变化者，以气质之本然即人之恒性，无可变化。若气质之杂糅偏胜者，非气质之本然矣。故曰：气质无待变化。非谓高明可无柔克，沈潜可无刚克也。
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和不偏，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天矣。性未成则善恶混，故亹亹而继善者，斯为善矣。恶尽去则善因以成，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百家谨案：先生之言才，就人有气质之偏，故有才有不才。言性亦因有气质之偏之混，故必待尽性而后成性。若论其本然，孟子言性善，又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则性固不待人为而后成，才亦无有才不才之别。何以言之﹖气质者，天地生人之本，宇宙圣愚之所同也。因气质而指其有性，是性者即从气质之本然者而名之，非气质之外别有性也。性既是气质，则气质之偏者，非惟不可言性，并不可言气质也，柰何将气质之偏者混扰于性中乎！盖气质之偏者，习也。习不因堕地后而始有。五方土地之风俗，父母胎中之习养，此即麦之肥硗、人事、雨露也，岂得谓麰麦之才有殊乎﹖先遗献曰：「气质即是情才。由情才之善而见性善，不可言性善而后而后情才善也。若气质有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则荀子之性恶可谓非矣。至于成性与尽性，则大有分别。尽性属人力，成性则本成之性，是天之所生，人力丝毫不得而与，故但有知性，而无为性之理。先生之言性，由人而成，失《大易》之旨矣！」
杨开沅谨案：成性之说，始于董子天人策。张子未能摆脱其说，亦气质之性误之也。气质自气质，如何云性﹖况气质本无不善哉！
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穷理尽性，则性天德，命天理。气之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而已。故论死生则曰「有命」，以言其气也；语富贵则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简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谓天理也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悦且通，则天下必归焉。不归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与继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正谓天理驯致，非气禀当然，非志意所与也。必曰「舜、禹」云者，余非乘势，则求焉者也。
高忠宪曰：性者天所命，德者己所成。气，血气也。德不胜气，则性命皆由于气；德胜其气，则性命皆由于德。穷理尽性，则德胜其气，故性能全天德，命能顺天理，而气变矣。其不可变者，独死生修夭，故曰「有命」，言其气之一定也。若富贵则曰「在天」，言有当得之理也。故有易简之大德，必受命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以天理能悦心通志，为天下所必归。有不归者，如仲民、益、伊尹、周公，有继世之君，所乘所遇之不同也。舜、禹正由天理驯致天下之归，非气禀当然，非志意所与，故曰「有天下而不与」。其余有天下者，非乘势，则求焉，不可谓其「不与」矣。
利者为神，滞者为物。是故风雷有象，不速于心；心御见闻，不弘于性。
高忠宪曰：御，止也，为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