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整顿，以绝盗资。是稽查洋弊，即在于出海之船，正不必绝通海而始可言禁制也。
又有议请于海口添设重兵者。查海岸绵长，十里设汛，五瑞安塘，每汛约添丁十名，合计非万余人不可。皇上绥靖海疆，固不惜此经费，然必事归有济，方使帑不虚糜。今沿海既不可步步为营，而每汛添兵不过十余名而止，顾此失彼，何当实用？查盗匪或遭风落海，或被拿跳海，常凫水到崖。又或买米取水，潜行上岸者。历经各汛兵拿解严办在案，从未有群盗登岸之事。盖沿海村庄以海为田，人自为守，一有盗船临境，则岸民千百为群，农具皆成兵器，是乡勇已倍于盗匪亦大有助于官兵。且各汛设有防海大小炮位，以高临下，以逸待劳，一炮可当千军之勇，盗不敢近岸者以此。所有各口岸，似无庸添设重兵。至水师长技，除驶船、推舵、转篷、折戗、扒桅、泅水、对施鎗炮、往来攻击外，其制胜者尤在夺上风，放风箭以烧篷，掷火牌以轰船，射舵工以穷驾驭。闽省弁兵，从前未免因生疏而怯愞，甚至晕船呕吐，数年来缉捕洋匪，拔弁于老渔，简兵于海户，配定舟师，频年在海涉历风涛，获犯颇多，技艺日臻娴熟。是操练之效，即收于缉捕之中，更不必舍缉捕而别筹操演也。
臣复核盗匪情形，近数年颇有不同者，治土盗易，治夷盗难。盖土盗不过一、二桀骜，掠商渔而乘其船，胁其人渐成党羽，计一船之真盗无几，余皆被掳耳。被掳者未尝不恨盗，亦未尝不思归。以兵攻盗，兼可以盗攻盗。广开胁从之生路，重悬购盗之赏格，并将捕盗所获之赃，给与擒盗来献之人，以歆动盗伙，离间盗心，使相疑忌。自是土盗闻风陆续投首，剿抚兼施，当无难清理。而夷盗则不然。夏初乘南风而来，秋末乘北风而返，并无投首之心。尤可恶者，船大而高，炮多而壮，匪特商船不敢抗衡，即官兵战船，形势限于仰攻，鎗炮窘于逆击，较治土盗稍觉其难。然夷盗之踪迹在洋，其食用未尝不需于陆。臣惟有力加整顿，严饬沿海地方官认真绝行户之透漏，严饬各守口员弁实力清渔船之夹带，务使贼赃无人代消，食米火药无人接济，以穷其术而困其力。仍一面选精锐之舟师，鼓勇敢之战士，相机掩击，以歼其魁，而除其党。则洋面自可日渐肃清，而生民之生计仍无妨碍矣。
总论
海在福建为至切之患。汉元封，伐东越，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勾章（勾章浙江慈溪县），浮海从东方往，遂灭闽越。三国吴建衡初，遣军自建安海道与荆州之师会于合浦（合浦见广东廉州府），以击交址。陈天嘉四年，章昭达于东兴，度岭趋建安，讨陈宝应，诏余孝顷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海道会之，宝应败灭。隋开皇十年，泉州王国庆乱，自以海路险阻，不设备，杨素泛海奄至，击平之。五代汉初，吴越遣将余安自海道救李达（达即闽叛将李仁达，时据福州），南唐陈觉、冯延鲁等围福州，余自海道至白虾浦登岸，延鲁等败走，遂有福州。宋德佑二年，张世杰等共立益王昰于福州，蒙古将阿刺罕自明州海道夹袭，福州旋陷。明初讨陈友定，亦命汤和由明州海道取福州，全闽悉定。明景泰三年，尚书薛希琏出经略，迁浯屿水寨于厦门，议者以为弃其藩篱。是时虽增置小埕、铜山二寨，沿边卫所镇戍之设，渐加密焉，而奸商酿乱，勾引外夷，自潮州界之南澳及走马溪、浯屿、南日、三沙一带，皆为番泊所据。浸淫至于嘉靖二十六年以后，祸乃大发。论者谓东南之倭乱，闽实兆之也。自是审斥堠，严会哨，寇去之后，犹亟亟不敢懈焉。盖列戌于海上，而哨守于海中，不易之法矣。说者曰：海中岛屿，东西错列，以百十计，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若其最险要而纡回，则莫如澎湖。盖其山周遭数百里，隘口不得方舟，内溪可容千艘，往时以居民恃险为不轨，乃徙而虚其地，驯至岛夷乘隙巢穴其中，力图之而后复为内地，备不可不早也。又海中旧有三山之目，澎湖其一矣。东则海坛，西则南澳，皆并为险要。守海坛则桐山、流江之备益固，而可以增浙江之形势。守南澳则铜山、元锺之卫益坚，而可以厚广东之藩篱。此三山者，诚天设之险云（方舆纪要）。
全闽海道，不过二千里之程耳。五寨、三游，联络犄角。然向者五寨兵船各四十只、兵二千二百余名。今节次裁减，船数虽存，大改为小，十仅存三分之二，又大半贴驾军。傥欲御大伙倭寇，非复谭军门兵制之旧不可也。嘉靖四十二年，军门谭纶题设五寨钦依把总，以旧设烽火、南日、浯屿三■〈舟宗〉为正兵，增设小埕、铜山二寨为奇兵，而又为之分汛地、明斥堠、严会哨。烽火门外水寨，设于福宁州地方，以所辖官井、沙埕、罗浮为南、北、中三哨。其后官井洋添设水寨，则又以罗江、古镇为二哨。是在烽火、官井当会哨者有五也。小埕水寨设于连江县地方，以所辖闽安镇、北茭、焦山等七巡司为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当会哨者有三也。南日水寨设于莆田县地方，以所辖冲心、莆禧、崇武等所司为三哨，而文澳港哨则近添设于平海之后，是在南日当会哨者有四也。浯屿水寨设于同安县地方，上自围头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