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声教，汇合车书，幅员之广，古今未有。乾隆十六年，颁行《大清一统志》三百五十六卷，绣壤绿字，职方所纪载，固足彪炳万世矣。岁辛未，余自豫移抚闽疆。甫下车，知福州府事徐景熹即以修府志为请。维七闽介在岛夷嵎夷之间，至三国吴时，始通中国，其俗好义而尚文，在昔已然。自杨龟山得伊川之道而南，而罗、李继之。其后子朱子产于崇安，倡明圣学，一时熏其德教，皆知以孔、孟为依归，此海滨邹鲁之称所由来也。福州为省会之地，《统志》所载，辞严义核，举其大纲，即《福建通志》罗列全省十郡，其节目亦间有未备，则郡志之修，诚不可已矣。顾福州郡志之修，其纪载有宜异于他志者数端：凡居民材用必因其地，所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为治者不可不辨也。福郡负山带海，生齿繁庶，无不垦之地，无不耕之民，而终岁民食，常仰资于上游各郡。至于商贾负贩百货，则皆来自海洋。自制府高文良公请开海禁，每年商舶冬出夏归，十余年以来，百物流通，市集充牛刃，米谷之至自外洋者，岁不下百十万。台湾一郡，地土肥美，多产米谷，不独下游列郡全资台米，即福郡各属，亦不无利赖焉。议者虑及米粮出洋，辄为厉禁，殊不知外洋不缺米，方且运载内地，焉有台米反出外洋之理？若台湾有米，不令就近接济内地，则必远贩他省矣。为闽地民食计，近则资于台湾，远则资于外洋，以流通为接济，寓防范于安集。福郡为然，下游列郡，尤为切要。按之地势，民情利弊昭著。惟是官以迁次而难得久任，法以经时而昧其本来。今徐君于海口要隘，开洋始末，并悉加载入志内，庶后之有心者，得以按籍而稽，权其利弊轻重，而不为俗说所惑，此他郡志之所无，而《福州府志》之所首重者也。自来治闽者，胥以习俗强悍斗狠为患。而以余观之，其士夫有力者皆知急公尚义，乐善不倦，遇桥梁道路及贡院考棚凡有兴作，不惜倾资，以成其事。其士子向学者，皆知秉礼度义，比户弦歌，于理学之薪传，常思有以继续之，而留心经术，其著撰亦复甚富，即福州一郡而言，几及数百种，此非其习俗之美乎？夫莠草宜剪，嘉禾固所宜植，徐君于其好义之大者则志之，而于撰述之书，皆详纪其姓氏，凡皆以鼓舞其趋善力学，俾知声教之为美，此又《福州府志》之异于他志者也。会城五虎门外，即近大洋，余尝乘舟亲至其地，登山以望，则岛屿历历在目，皆有险要可守，而前明刘香老、郑芝龙为寇，出入自如，心以为怪。乃历稽旧册，按之近时设汛之地，何处可以防内，何处可以御外，皆语徐守详核而载之《海防》，此又《福州府志》之异于他志者也。自余疆域建置之类，固可因其旧而增修之耳。徐君绩学能文，三世以翰苑起家，勤于吏治，识大体，孜孜以修志为亟，即其尽所职之一端也。览方域而可以知经理，阅形胜而可以知所备御，考官职则思勿贻旷瘝之诮，按兵赋则思勿忘综核之宜，视土物即当默验亏盈；采谣俗即当徐图化导；景前徽庶得有所讲求；盖治道之纲维，民生之利病，胥于志乎备。余尤愿徐君设诚而致行，以实见诸政治而利闾阎，则是志之修，不仅涂饰文具，而有以副圣天子设官分职，治益求治之盛心也夫。
是为序。
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兵部右侍郎、巡抚福建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级纪录五次陈宏谋撰。
《福州府志》序
余辑《驻防志》既竣，而福郡有纂志之举。《驻防志》固与郡志表里者也。《驻防志》主创，郡志主因，岂创者难，而因者易乎？《驻防志》统全闽，郡志统十邑，岂全闽难，而十邑易乎？盖志之难成，久矣。以余开阃于闽，兼署抚篆，榷海关，熟习岭海之厄塞，山川之绣错，营垒之星布，风俗之醇疵，农田户口之盈缩，礼乐刑政之张弛，宦绩乡懿之炳蔚，而郡志之阔于修也，历百有余年之久，因也，创在其中矣。且地居都会，体制严重，节使森列，群伦之所趋焉，百官有司之所萃焉。十邑也，而全闽领其首矣。不有三长素擅、众难不摇之君子，何以仔肩其任而聿观厥成？且夫志也者，《周礼》职方氏之所掌，而合方氏、形方氏之所司者也。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辨其邦国都鄙，而七闽之名，肇见于经，合方、形方两氏实佐之。然是数官者，俱属于《夏官·司马》，则可知所重在兵。盖兵以卫民，民以养兵，隐然之势，不拔之形，志之攸关，枢政最重，此予之所以倦倦于志，而窃以郡志之重纂为不可旦夕稍缓之事也。兹福守徐君，以史官出守紧郡，有其才，有其权，有其时矣。开局遴才，晨书瞑写，越岁书成，请余为序。余固有不能已于言也，且《驻防志》益得以备参稽，资钩校也，不特兼理抚篆，余所有事矣。方今太平全盛，揆文奋武，一以贯之，或总所部，或分所守，或起例而发凡，或重光而趾美，无二事亦无二道。
圣天子端拱垂裳，诞敷文教，海隅日出，罔不率俾。闽之《通志》与《驻防志》括其要，引其端，而首郡蒇事，固守土者之责耳，而余亦可以藉手以报知遇之隆、南顾之寄矣，是为序。
御前侍卫、镇守福州等处将军兼管闽海关事，世袭骑都尉，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