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讨海贼使。”按：晁唐历官时代，《唐书》未详。据表，晁唐兄晁嵩以奉天定难功臣，为左武卫将军。又《方镇表》贞元三年，复分浙江东西为二道观察使。详此，则晁唐当为贞元时人矣。《三山志》云：“高祖尝以其子寿王为越福十二州招讨使。”误也。
《五代史》：“王审知受梁太祖封，为闽王，时杨行密据江淮。审知岁遣使泛海，自登莱朝贡于梁，而又招徕海上蛮夷商贾。”按：前此海道，北仅通会稽，南惟讫广州。至是利涉益远，且招徕番舶，利从以兴，而患亦伏焉。
《南唐书》：“保大四年，陈觉、冯延鲁等围福州，讨李弘义。吴越将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虾浦登岸，冯延鲁等败走。”《方舆纪要》：“晋开运三年，闽叛将李仁达据福州。南唐发兵围之，求救吴越。吴越遣将卒，自海道由罾浦南潜入州城击南唐，破之。”按《三山志》：开运二年，仁达自称留后，奉唐正朔，亦朝贡于晋，授威武军节度使，赐名弘义。
《三山志》：“嘉祐四年，知福州蔡襄奏福、兴、漳、泉边海，其巡检下兵士多不习舟船，缓急不足使令。今除已行逐处修葺刀鱼船，各取现管数目编籍外，其兵级常切教习舟船，谙会水势，以备差使。又奏福州海口巡检一员，移于钟门，掌海上封桩舶船，令出海巡警。”
《三山志》：“嘉祐八年，提刑司奏长溪，罗源、宁德、连江、长乐、福清六县皆边海，盗贼乘船出没，乃添置沿海六县巡检一员，于长溪造刁鱼船十只，往来海上收捕。
《三山志》：“元丰二年十月，提刑闾邱孝直奏置连江县西洋巡检，管连江、罗源海道。[HT6SS]七年，提刑李茂直奏非便，移罗源县南湾，寻置廨于廉沃。置南日巡检，管福清县海道。”初，置连江官沃，以逼西洋，逐置南日。
《三山志》：“绍圣二年，诏添置巡检一员，驻札刘崎，巡捕长乐、连江、闽县贼盗。”
宋李纲《札略》：“臣契勘广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官司不能讨捕，帅司无战舰水军。寇至，坐视猖獗，濒海之民惟其荼毒。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乱，从之者众，浸成大患。伏望下逐路帅司置战舰，集水军，常切教阅，习于风涛之险。以水夫驾舟，以官军施放弓弩、火药，虽贼棹飘忽，可以追逐掩击。”按：嘉祐时，蔡襄奏请，边海兵士葺刁鱼船教习，以备差使。距六十余年，李纲又奏并无战舰水军，岂前此所奏未行，抑制久而弛耶?当时防击之疏，可概见矣。
《宋史》：“绍兴六年四月，命福建安抚使发水军，讨海贼郑庆。”
《三山志》：“绍兴六年，置延祥寨水军。”按延祥寺名，在侯官县西南。
[HT]《三山志》：“绍兴八年，置荻芦、寨水军。”按荻芦寨都巡检，初置永泰辜岭。元丰间，移于闽县方山渡北岸。至是始移于连江荻芦门。
《三山志》：“绍兴二十八年九月，安抚司奏本路海道多寇掠，突入本司。荻芦、延祥两寨水军乞各以三百人为额，从之。”
《三山志》：“绍兴三十年，令安抚司籍募土豪水手。漳、泉、福兴、积募到船三百六十只，水手万四千人，仍于濒海巡检下，土兵内取七分识水势人，每月一次，同土豪水手船，出近海港口教阅，三五日复回本处。”
《宋史》：“淳祐三年八月，诏福州延祥、荻芦两砦并置武济水军，摘本州厢、禁习水者充，千五百人为额。”
《明史》：“吴元年十二月，汤和、廖永忠由海道克福州。”
《明史》：“洪武元年正月，汤和与副将廖永忠伐陈友定。自明州由海道乘风抵福州之五虎门，驻师南台。使人谕降，不应，遂围之。败平章曲出于城下，参政袁仁请降，遂乘城入。”
《明史》：“廖永忠充征南副将军，帅舟师自海道会汤和，讨降方国珍，进克福州。”
《明史》：“吴祯自海道进取福州，围其西南水部三门，一鼓克之。”
《明史》：“洪武三年六月，倭寇山东、浙江、福建濒海州县。”《明史》：“洪武五年，命浙、福造海舟防倭。”
《明史》：“倭寇上海，帝患之，顾谓汤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呜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呜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明年，闽中并海城工竣，和还报命。”按：明初备倭祗于海上巡捕，至此始量地远近，置卫筑城，水陆设防。嗣是江夏侯信国公递有增置，法制周详，呜谦数语，实发其端，为海防要策也。
《明史》：“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抽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得万五千人，移置卫所于要害处，筑城十六。”万历《府志》：“洪武初，命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徼备倭，置卫所巡检司，筑城数十，防其内侵。又于外洋设立烽火门，南日、山浯屿水寨三。”
《明史》：“周德兴至闽，按籍佥练，得民兵十万余人，相视要害，筑城一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