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四］十万贯。耀卿罢相后，缘北运险涩，颇有欺隐，议者又言其不便，停费。
代宗广德二载，刘晏领漕事。
丘氏曰：自古称善理财者，首刘晏。然晏岁运之数止百一十万石尔。然当时运夫皆是官雇，而所用佣钱皆以盐利，非若今役食粮之军，多加兑以为费也。今米石加兑五六，是民之纳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一升半。且军在卫所，既支月粮，及上运人有行粮之给，而一夫岁运不过三十石，通其所加免及所支给者而计之，则多于所运之数矣。盖费一石有余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费不与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则是三百五十人，驾十船运米一万石。较之今日十人驾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通三十船运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远也。惟所谓囊米之说，今日尚有未行。纲米所以耗损，运卒所以困毙者，坐此故也。史谓晏转运粟百一十万，无斗升溺，然当时未闻有加兑也。其所费乃大江大河，而又随处转运，非但若今长运于窄浅之漕渠者，何以能无溺哉？况今加兑浮于所运之半，而岁岁有所损溺，官军（陪）［赔］偿，举债鬻产，无有已时，所以然者，正坐剥浅之费广，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沈溺，颗粒无余也。为今之计，宜如刘晏之法，所运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浅涩，暂舁岸上，过浅而复舁归舟。或分载小舟以过浅，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沈溺，捞而出之，不致全失，纵有浥烂，亦可他用也。说者若谓囊米恐舟浅不能受，夫既实满，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护以竹簟、苇席，以蔽雨水。其后船毁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则米皆用囊，如费将益多何？夫囊以布为之，可用数年，有山处可用竹篾，近江处可用蒲苇，其所费所失亦为省矣。
德宗贞元四年，李泌奏言。
其略曰：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若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则失江淮矣。请徙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上从之。
今徐州设兵备亦类此。
八年，中书侍郎陆贽奏请减京水运储蓄军粮事宜状。据陆贽《翰苑集》卷十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校。
其略曰：盖寡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故承前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言，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则曰“每至秋成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何必转输，徒耗财赋”。臣以两家之论，互有短长，各申偏执之怀，俱昧变通之术，其于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财，而人命在食，封制国用，须权重轻，食不足而财有余，则弛于积财而务宝仓廪；食有余而财不足，则缓于积食而啬于货泉。若国家治安，钱谷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后恒操羡财，益广漕运，虽有厚费，适资贫人，三者不失其时之所宜，则轻重中权而国用有利矣。开元、天宝之际，承平日久，财力阜殷，禄食所颁，给用亦广，所以不计靡耗，励赡军储，至使流俗过言有‘用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然且散有余而备所乏，虽费何害焉？斯所谓操羡（余）［财］以广漕运者也。贞元之始，巨盗初平，太仓无兼月之储，关辅遇连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运，务省脚钱，至使郊畿之间烟火殆绝，都市之内馁殍相望，斯所谓睹近利而不防远患者也。近岁关辅之地年谷屡登，数减百姓税钱，许其折纳粟米。公储委积足给数年，田农之家犹困谷贱。今夏江淮水潦，漂损田苗，（凡与）［比于］常时米贵加倍，甿庶匮乏，流庸颇多。关辅以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稼［穑］，［江淮以］谷贵民困，宜减价籴米以救灾。今宜籴之处则无钱，宜粜之处则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余，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南转运至东渭桥，每斗船脚又约用钱二百文，计运米一斗，总当钱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今据有司月估，每斗只粜得钱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顷者，每年从江南、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道都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至河阴，其中减四十万石留贮河阴仓，七十万石送至陕州，又减三十万石留贮太原仓，唯余四十万石送赴渭桥输纳。臣详（闻）［问］河阴、太原等仓留贮之意，盖因往（来）［年］虫、旱，关辅荐饥，当崔造作相之初，征元琇罢运之失，遂请每年转运米一百万石以赡京师。北至中途，力殚岁尽，所以节级停减，分贮诸仓。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搬未到，便取此米入运，免令停滞舟船。江淮新米至仓，遂复留纳填数。轮（换）［环］贮运，颇亦协宜，不必每岁加搬，以增不（及）［急］之费。所司但遵旧例，曾不详究源（山）［由］。（运米）［迩来］七年，积数滋广。臣近勘河阴、太原等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石，河阴一县所贮尤多，仓廪充盈，随便露积，旧者未尽，新者转加，岁月（浙）［渐］深，耗损增甚。纵绝江淮输转，且运此米入关，七八年间计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