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异同，其目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既以七经为蔡邕书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经》，乃其误也。范蔚宗时，三体石经与熹平所镌，并列于学宫，故史笔误书其事。后人袭其讹错，或不见石刻，无以考证。赵氏虽以一字为中郎所书，而未尝见三体者。欧阳氏以三体为汉碑，而未尝见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编》，载其弟匋所跋石经，亦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体为汉字。至《公羊碑》有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为谬论。一清按：景伯据《水经》之事实，辨《后汉书》、《隋志》之抵牾，定一字为汉刻，三字为魏碑，其言简而核，他说纷纭，不足录也。吾杭杭编修世骏，撰《石经考异》，荟萃羣籍，足补亭林顾氏之缺。四明全庶常祖望，更增广之，搜剔益无遗漏。石经之陈迹，一旦显于千百年之后也。又按：郦氏之言亦非也。据陈寿《三国志 魏志 明帝纪》，太和四年春二月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刊石，立于庙门之外。不云于太学也。《搜神记》乃云，诏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裴世期曰，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经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窃
谓此言不然，盖以《搜神记》所云为非也。盖石经立于太学；《典论》自在庙门之外，道元以晋移为魏立，恐不如世期目覩耳闻之较实也。又《三少帝纪 注》引《搜神记》，以《典论》为魏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着《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齐王绍位之初，西域献火浣布，子桓谓不然，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今云文帝刊附，亦误也。[三二]会贞按：《御览》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魏文《典论》六碑，今四存二败。《洛阳伽蓝记》亦云，《典论》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犹有四。陆机言：《太学赞》别一碑，在讲堂西。守敬按：《御览》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太学赞碑》一所，汉建武中立。即机所言之碑也。下列石龟，碑载蔡邕、韩说、堂溪典等名。《太学弟子赞》复一碑，在外门中。今二碑并无。石经东有一碑，是汉顺帝阳嘉元年立。朱元讹作八，赵改云：阎若璩云，阳嘉止四年，八是元年之误，盖作毕即立碑也。下九年亦当是元年。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年积毁坏。永建六年九月，诏书修太学。刻石记年，用作工徒十一万二千人，朱作字在工字下，赵同，戴作作工。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作工。阳嘉元年八月作毕。朱元讹作九，全、赵、戴改。守敬按：《顺帝纪》正是元年。碑南面刻颂，表里镂字，犹存不破。守敬按：《后汉书 顺帝纪》，永建六年，缮起太学。阳嘉元年七月，太学成。与此八月作毕异。《御览》五百三十四引《述征记》太学学堂里有《太学赞碑记》曰，建武二十七年立太学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缮治，并立诸生房舍千余间。阳嘉元年毕刊于碑，有太尉庞参、司徒刘崎、太
常孔扶、将作大匠胡广答制记。此石经东之碑，一名《太学赞碑》，即《洛阳伽蓝记》云，《赞学碑》一所在堂前者，非陆机所言之《太学赞碑》也。汉石经北，有《晋辟雝行礼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守敬按：《晋书 武帝纪》，泰始六年十一月，幸辟雍，行乡饮酒之礼。二年，无辟雍行礼事。近洛阳出土有《晋辟雍碑》，文云，泰始三年十月始行乡饮酒、乡射礼，六年正月又奏行大射礼，其年十月行乡饮酒礼，并称皇太子咸宁三年十二月行乡饮酒礼，四年二月行大射礼，碑立于咸宁四年十月。所云泰始三年十月事，即此《注》所指，足征二年为三年之讹。所云泰始六年十月事，即《晋书》所载，足征十一月衍一字。今碑与郦氏所见各一碑，盖泰始三年尝刻石纪事，后又综纪泰始、咸宁诸事于一碑也。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守敬按：《 水注》有物不停固之文，此故当作固。石经沦缺，存半毁几；朱《笺》曰：当作存毁几半。赵云：按存半毁几，言所存者如此而毁者凡几也，朱氏以意妄改，所未安矣。守敬按：石经沦缺之数详上，朱谓当作存毁几半，约略计之也。如赵说反不如朱之明了。《魏书 外戚传》，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冯熙与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废毁分用，大致颓落。但《御览》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称三字经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洛阳伽蓝记》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与《西征记》说同，则又似冯、常无毁石经之事者。驾言永久，谅用怃焉。考古有三雝之文，守敬按：《汉书 河间献王传》，武帝时来朝，对三雍宫。应劭曰，辟雍、明堂、灵台也。今灵台、太学，并无辟雝处。守敬按：古人或以为明堂、辟雍同处，或以为灵台、辟雍异名同实，或以为太学即
辟雍，郦氏似不用应劭说，但就上文所叙者言之，明堂有辟雍，而灵台、太学无之也。晋永嘉中，王弥、刘曜入洛，焚毁二学，守敬按：《晋书 怀帝纪》，王弥、刘曜入京师，在永嘉五年。《刘聪载记》称弥等焚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则二学在其中。尚髣 前基矣。会贞按：《后魏书 刘芳传》表云，《洛阳记》，太学在开阳门外，今太学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