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碣石东北，故臆度耳。不知骊成属右北平，絫县、临渝属辽西，则骊成自应在絫县、临渝之西，是以石城当絫县，尚无大违异，以当骊成，则方位不合矣。《一统志》
谓今乐亭县西南三十里有古城，疑即汉骊成治所，[说本《禹贡锥指》。]以之属北平，地望不乖。惟与《汉志》碣石在骊成西南不合。疑《汉志》本作东北，传写误为西南耳。或谓大碣石是对小碣石而言，《禹贡》只言揭石，《汉志》自言大碣石，不系《禹贡》。应之曰，《汉志》不缀《禹贡》而实说《禹贡》者，何止一二。碣石跨两县，故称大，若谓碣石加大字，即非说《禹贡》，则将谓《汉志》之清漳、浊漳，非《禹贡》之漳水乎？又将谓熊耳获舆山、桐柏大复山与《禹贡》立异乎？若谓有大必有小，则《禹贡》有大陆，不闻有小陆，有大岯，不闻有小岯。又据《太康地志》，乐浪遂成有碣石山；《唐志》，柳城县东有碣石山；刘昭注《续志》，九门县有碣石山，[本郑《注》引《战国策》。]则山名碣石者多矣，安知此不对诸碣石而加大乎？然此犹第二义。至成孺谓《禹贡》作碣，《汉志》作揭，本非一石；又谓《说文》碣，特立之石，是不甚大。不知匡庐亦特立之山，而圆基数百里，将谓匡庐犹小山乎？至揭、碣音同，成氏岂不知之，而为此呓语。即如其说，是《禹贡》之碣石，《汉志》竟成俄空焉，可乎？胡东樵之言曰，欲辨碣石之所在，莫若以今所谓滦河者证之。可谓要言不烦。惟明知郦以其山跨二县之境，乃又谓文 与《汉志》立异，而创为小碣石之目。自后无不惑于其说，而班固、文 、郭璞、郦道元之义皆隐矣。按大碣石即碣石，郦氏合文 、班固说为一，是也。又王莽改骊成为碣石，正以碣石在骊成之故，岂与大碣石参异同？今本《汉志》误作揭，赖有此《注》以正之。全、赵、戴反据误本《汉志》改此《注》，傎矣。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守敬按：《汉书 武帝纪》，元封元年，东巡海上，至碣石。而勒其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埇道，朱《笺》曰：埇，宋本作甬。戴、赵改。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并作埇。《御览》四十五、《通鉴》秦
始皇三十二年，《注》引此并作埇，埇与甬同。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朱脱此二字，全校增，赵、戴增同。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赵有曰字。天桥柱也。状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韦昭亦指此以为碣石也。《三齐略记》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求与相见。朱与作为，《笺》曰：当作与。赵、戴改。守敬按：《类聚》引作与。神曰：我形丑，莫图我形，当与帝相见。乃入海四十里，《类聚》引作三十余里。见海神，左右莫动手，工人潜以脚画其状。《类聚》引工人作巧人。神怒曰：帝负约，速去。始皇转马还，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画者溺死于海，众山之石皆倾注，今犹岌岌东趣，疑即是也。守敬按：《类聚》七十九引《三齐略记》文，《寰宇记》文登县载秦始皇石桥，引伏琛《齐记》略同。窃以此书名《三齐略记》，当专记齐事，盖本指文登石桥言。此是燕地，郦氏但因碣石有天桥柱之名，而引证于此，故曰疑即是也。濡水于此南入海，而不径海阳县西也，盖《经》误证耳。守敬按：郦意虽谓濡水于絫县碣石入海，然濡水径海阳东，不径海阳西，此实驳《经》西字之误。又按《管子》《小问》齐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朱未讹作来，《笺》曰：《管子》作未。赵、戴改。闟然止，朱闟讹作●，《笺》曰：《管子》作闟。赵、戴改。瞠然视，援弓将射，
朱援讹作授，赵、戴改。[二九]引而未发，谓左右曰：见前乎？左右对曰：不见。公曰：寡人见长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马前，岂有人若此乎？管仲对曰，臣闻岂山之神，有偷儿，朱《笺》曰：《管子》作登山之神有俞儿。赵依改。戴未改，但有校记引《管子》，下同。长尺，人物具。霸王之君兴，则岂山之神见。且走马前，走导也，袪衣，示前有水，右袪衣，示从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赞水者，从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赵作及。膝。已涉，大济。朱大作陆，《笺》曰：古本作大。赵仍，戴改。守敬按：《大典》本、黄本并作大。桓公拜曰：仲父之圣至此，朱无至字，《笺》曰：宋本有至字。戴、赵增。守敬按：《大典》本有至字。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朱抵作私，《笺》曰：《管子》作抵。戴、赵改。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并作抵。今自孤竹南出则巨海矣。而沧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赞溪者，亦不知所在也。赵云：按《史记 齐世家》云，桓公称曰，寡人南伐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还。《正义》云，卑音辟，是也。《索隐》曰，卑耳山在河东大阳县。《方舆纪要》，卑耳山在山西平陆县东。桓公西伐登太行、卑耳，宜在汉之大阳，而道元以为溪名，记于濡水，是因《管子》之文，相仍书之，两地悬殊，未知孰是也。又按《齐语》云，桓公悬车束马，踰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夏。韦昭曰，拘夏，辟耳山之溪也。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