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水口集、六合县程家桥铺移于六合县姜家渡口，而雷官集西去滁州六十里、东去六合五十里，于此添一铺舍以为适中 。中火之处，但滁阳替本县多送七十里，本县除前协济本驿马骡二十四头匹、站粮折银八百六十七两，今又愿将扣留协济本县站粮银一百两以助滁阳驿。棠邑驿，亦替本县多送二十里。奈本县里少民贫，再难区济。查得凤阳河路，原设颍州、龙窝等驿七处，岁于颍州、寿州、亳州、蒙城、怀远、太和等州县额编夫四百一十六名，协济前驿。自正德年来，河路淤浅，舟楫难通，官使少有往来，合无比照定远等县协济池河等处事例，将前夫役量拨三四十名协济棠邑驿 ，乞令立石碑于二驿门首，严加禁止，除亲临上司路由来安外，将前所议往来越递官使悉从两驿径由水口递送。一或不遵，即重治以罪，定为永久画一之规 。如此，则极疲残民获免累害之苦。本院深仁厚泽覃及穷邑，诚有生死骨肉之恩 ，而七里县治始可得以保其久存而不坏矣。官民感戴，当何如哉！
《周志》云：永乐初，置驿，马仅十匹，未几旋革。则来安非通道，圣祖轸恤穷僻至意可知 。嘉靖中迂枉者渐为民病 。读旧志，郡公赵疏请复旧事在甲辰间，魏公申酌其便事在丙辰、丁巳间，二公皆为民请命也。虽事格不行，而魏公必详载于志 ，意盖有待乎。至嘉靖四十四年 ，张公四术力循魏议，陈之当路 。郡守叶公露新专主其事，抚台马公森、按台孙公丕扬皆可其议，乃革塞六合迂道，来民稍得息肩。然非空遗之逸也 ，滁阳大柳岁协济站粮二千担，该银六百三十八两六钱三分。隆庆中加至八百九十七两八钱。邑刘公又酌议和州、含山帮贴，并以二驿各扣铺陈银济用 。至万历，又加至一千四百六十九两有奇。近又告增银一百九十两。呜呼！来安田土犹故，民人犹故，何堪此无厌之需哉！且来安原设马十匹，以应由天长、泗、盱之使。先年每马工食草料不过给银十八两 ，厥后添马四匹，知县郑议每马增至三十两 ，极矣！后又增至五十两。银愈多则害愈大，民其堪乎！滁阳驿走报淮安，偶因马病暂借来安，乃遂为例。夫与马皆来安也，而院呼其名则曰“滁阳马夫”，误事扑责则曰“滁阳马夫”。暗中吃苦，其谁知之。至于往来承舍 ，更视为奇货，无论应由枉道，皆百计需索，如折乾等名色种种 ，朘勒鞭挞马夫，势如狼虎，必饱其欲而后已。甚者如近年滁阳、棠邑驿棍 ，于水口、雷官集妄攀来安接递，而欲坏其邮法 。有前县申院道详核，历历在卷，可覆按也。初，魏公虽申请不行，经张公四术力请当道，蒙抚按两台牌开所有滁阳、棠邑二驿应供夫马 ，从滁阳至棠邑者，滁州夫马送至雷官集，归六合派夫马接替；从棠邑至滁阳者，六合夫马送至雷官集，归滁州派夫马接替；不准来安违例应差，致下严究，仰即勒石遵守等。因兹采入邑乘 ，俾吾邑永资遵守焉。
屯政
宋
水田九十四顷三十四亩零，陆田九顷七十六亩零。清流、全椒、来安三县同。明洪武年行屯政，拨军屯县。永乐二年，户部查本县原拨与滁、泗屯田滁州卫一顷七十六亩、泗州卫六十三亩及南京应天等卫屯在县境者，其田俱各卫官丈勘，给屯军领佃 ，田粮归屯院征收。《严行记》：洪武初，应天京营制初立五府，曰五军营。成祖时得边兵三千，又有神机营，凡三大营。营设管屯官。锦衣卫，即今上、中、下三元卫，当时专管禁廷卤簿营仗事 ，不隶五府。应天等卫，即今江宁卫，皆杂处县境，有事则出以御捍，无事则七分守城三分屯种，县给农具及耕牛，岁收米粒除本月军粮，余上仓。行役则以仓米给口粮 。
国朝
顺治年，将屯卫指挥千百户皆易以守备、千总等官，征粮上仓。康熙十二年，裁革屯军，与民一体。因卫弁虐军及军民相虐故。以上俱旧志。改并江宁、上元等卫赋归县。即上应天、广洋等卫，详前“五军都督府”及《田赋志》。惟滁、泗二卫屯田隶卫如旧。
案屯亩不一。汉置屯于张掖等郡。魏晋六朝，南北攻战，江淮间屯田几半郡县，未尝置屯以御边，此皆因有事而设，且耕且戍，以免馈饷 ，为一时权宜之计。唐立府兵州镇诸军 ，每屯置五十顷。明置卫所三百余，以军隶卫，以屯养军。无事课以耕耘，有事资以捍御 ，盖仿古者寓兵于农遗意。邑于明代为兴王地 ，五军府散处近畿，故屯田多置于此。《严行记》谓种、收皆职之官，则固以兵耕。我朝改并归农，与民田等，故江宁、上元诸卫屯悉裁归县。原属江南都使司，今归并布政使司。惟滁、泗二卫未奉裁并，有领运屯丁，然止以供驾运，非以习攻战。故今卫制与营制分，亦非如古之所谓屯田矣。
附马政
宋元俱无考。明坐派种马二百匹 。洪武年设太仆寺于滁州行马政，县坐派此数。弘治九年，带养滁州田地马一百匹 。时霸州马二百八十余匹，暂拨滁州卫寄养，故县亦带养。后续增，共种儿骒马三百零四匹，分为六群，散养县境。原草料及起解夫马银两俱出丁田 。田地，每骒马四百亩，儿马三百亩；人丁，骒马十五丁，儿马十丁。嘉靖三十年知县李懋材欲民减轻，乃多派，骒马三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