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解他。须先览晓得古今兴亡得失、忠■〈亻妄〉之辨，自己便有经济，临事自有决断、有把持。方正学孝孺学辨：『人莫不为学，而学必有要焉。「五经」者，天地之心，三才之纪，道德之本也。善学者学诸「易」，以通阴阳之道、性命之理；学之「诗」，以求事物之情、伦理之懿；学之「礼」，以识中和之极、节文之变；学之「书」，以达治乱之由、政事之序；学之「春秋」，以参天人之际、君臣华夏之分；而学之大统得矣。然不可骤而进也，盖有渐焉。先之「大学」以正其本，次之孟轲之书以振其气，则之「论语」以观其中，约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后六经有所措矣。博之诸子以睹其辨，索之「史记」以质其效，归之濂、洛、关、闽之说，以定其是非。既不谬矣。参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践之于身欲其实，措之于家欲其当也；内烛之于性，欲其无不知也；外困辱而劳挫之，欲其着而不懈，畜而愈坚也。夫如是，学之要庶几乎得矣。发之乎文词以察其浅深，核之乎事为以考其可否，验之乎乡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岁较，昼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国家之重位，则泽被乎四表，声施乎百世矣。处则折衷圣贤之道，稽缵古今之法，传之于人，着之于书，以淑来者，岂不巍巍然善学君子哉』（「逊志斋集」）！
又「深虑论」第五：『治天下有道，仁、义、礼、乐之谓也。治天下有法，庆、赏、刑、诛之谓也。古之为法者，以仁、义、礼、乐为榖粟，以庆、赏、刑、诛为盐醢，故功成而民不病。圣人之为仁，非特曰仁而已矣，必有仁之政。欲民之无饥也，口授之田；欲民之无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之有养、祭享宾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鱼鳖、牢栅而鸡豚；欲民之安也，不为苛役以劳之，欲民之无夭也，不为烦刑以虐之。亲老、子独者，勿事胎育，而贫者有给；以至于猎而不伤麛卵，樵而不斩萌蘖，皆仁也。其为义也，必有义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节，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争，邻保也以洽其欢，车服也以昭贵贱，衡量也以信多寡，饥寒也减其力役之征，略其婚娶之仪；学于闾也使其知长幼之序，书于乡也使其知善恶之效。推而至于安生而达分，尊上而趋事，皆义也。为礼之政，而使民自揖让、拜跪、献酬之微，各极其敬，以至于五伦叙而三纲立。为乐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拊、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于和乐、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圣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坚凝，守之以悠久，如待获于秋，浚泉于深，必得其效而后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胶结而不可解。有未齐者，从而以法令之，则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难。故三代之民，非异于后世之民也。后世之民常好乱，而三代之时，未尝有一民为乱者，治之者异也。仁、义、礼、乐入其心，民虽知可以为乱，而不能；赏、罚、旌、诛动其心，民虽欲为乱而不敢。不能者，有所耻；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耻于为非，虽无刑罚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则不畏之矣。三代以下，虽有贤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而不知仁、义、礼、乐之说也。故为治者不可以不察也』。
又与郭士渊论文：『秦、汉以下，大率多记载讲论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然而犹足以名世者，其道虽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传。其言虽不文而于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传』。
又送牟元亮、郭士贤序：『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犹不文也。三代以上，斯道明，故其文简。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求之，故其文繁。圣人之言，如「书」、「易」、「春秋」之所载，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辞可以善其身而治天下，岂好为略哉？无所用繁也。庄周、荀卿之著书，其辞浩浩乎若无穷，于道邈乎未有闻。非工于言而拙于道也，求道而不得，从而以言穷之，虽欲简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犹未弊也。自夫不徇道而徇人，不求合于古而求合于今者，始相如开其源，崔、蔡畅其支，魏氏迄于唐初，助其澜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谀乎人而已矣，宜乎时而已矣，何有于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尝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时，程氏尝欲拯之，而文不能以胜道。欧氏、苏氏学韩氏者也，故其文昌；朱子、张氏师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几不愧于古乎；而天子未见其人也。匪遗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顾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见其能文也（按为学、为政、为文，得方氏诸编，可以洞彻源流；舍此不务，则俗儒矣』）。
沈维鐈校士录序：『行文之要：曰理、曰法、曰才、曰气，本领则在读书。国家以四书文取士，一以朱子「章句集注」为宗，所以一有司之绳尺而端学者之趋向，非漫然也。尝读朱子「教人读书法」曰：『「大学」以定规模，「论语」以立根本，「孟子」以观发越，「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读此四书，然后更看「诗」、「书」、「礼」、「乐」』。又曰：『先读「语」、「孟」，然后读「史」，如明鉴在此，而妍丑莫逃』。夫所谓读书者，岂如今之举业家，斤斤于文义口气离合向背之间，以为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