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苏绅传》，上言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专去留。今审官院流内铨，则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问官职之闲剧，才能之长短，惟以资历深浅为先后。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贤不肖有别，不可得也）。臣愿朝廷稍增重尚书之权，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与夺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轻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于县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贰之寄以一郡之民者，岂不重哉。且天下几州，一州几县。一岁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拟县宰者几人，守贰又几人，则亦不过三数百而已。以一岁三数百之守贰县宰，而散之于三百六旬之日月，则一日之注拟者，绝多补寡，亦无几尔。一岁之间，而不能察三数百人之能否，则其为尚书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计之而不粗，岁计之而不精，则其州县之得人，岂不十而五六哉。虽不五六，岂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较彼，不犹愈乎？或曰，尚书之权重，则将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德宗疑诸司所主，皆有情故，或受赂者。贽谏之曰，陛下择相，亦不出台省长官之中。岂有为长官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僚。其要在于精择长吏。贽之说尽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其私乎？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专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犹可以复起也与。
绍兴三十二年，吏部侍郎浚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复知，去者不能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赂公行，奸弊滋甚。尝观汉之公府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今吏部七司，宜置例册。凡经申请，或堂白，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如此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故谚称吏部为例部。是则铨政之害，在宋时即已患之，而今日尤甚。所以然者，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世世相传。而虽以朝廷之力，不能拔而去之。甚哉例之为害也，又岂独吏部然哉。
寇莱公为相，章圣尝语两府，欲择一人为马部军指挥使。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何书，对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须检例耶，安用我辈。坏国政者，正由此尔。”司马温公与吕惠卿论新法于上前，温公曰：“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
因河以为漕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魏明帝遣司马懿征辽东，其时自雒阳出军，不过三千余里。而帝问往还几日，懿对以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此犹是古人师行日三十里之遗意。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此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走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
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轻重。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钞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宋嘉中，知谏院欧阳修上书，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今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暗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