缗为一界，至以两界相沓而行。原其本始，实由宫中常蓄椿钱数百万缗。稍寓交子法，减价。即官买之，故其价愈重。此当时敛散之微权也。今散在民间，一色惟楮，而不见现钱。又不可以纳官税，民间岂肯行用。楮币不行，朝廷坐失百万之利矣。善理国者，宜亟图之。
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宁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虽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宁五年，接续兼放两界，遂遍于蜀之四路。天圣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万，至绍圣则增为一百四十万，至元符则增为一百八十万。辛巳用兵，中外之数，有数百万。淳熙而后，十倍于此。绍熙庆元而后，溢钱至千万之数。向者止行两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万为率。宝增至三界，共有一亿四千余万。则宋世所行楮币，何其盛也。天下增一亿四千余万缗，又增市舶钱二百万缗。宜乎其富于今日也。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于蜀。其后民以为便，遂行江、淮、闽、浙间。楮贱，官出钱以敛之。楮贵，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镪为得，行者以挟券为便。一夫可带千万缗，而无关津讥征之费。官府之折纳，商坊之课税，悉取足于楮。是以钱楮两重，宋世赖之。今则不然，官征现钱，而予民则以楮币，宜乎楮币之难行也。须依仿钞法，不泥其迹。用铜铸造，如汉世货布契刀之式，当千当百之制。货布阔下而锐首，中为一窍，以通贯索。契刀其上如钱，而下如刀式，当千当百，制亦如钱，而形体稍大，须规模其式而损益之。周遭铸成花纹，明著当千当百字样，如钞法行用。每省置官务，官为散敛。如宋四川、河东、湖北、两淮交子之法，凡州县交纳税银，许纳铜币，准数收贮。民间赴远地生理，许纳现银，给领铜币前路行用。如此则权其利于民，握其利于官。敛散周流，钱币为一。诚能行用百万，则朝廷增钱百万。行用千万，则朝廷增钱千万。不必征敛民间，而坐收千万缗之利。下省民力，上纾国计，舍是而别无策矣。
动大兵，役大众，鼓舞之机，全在赏罚得宜。然古今多有异论。或欲轻赏重罚，或欲轻罚重赏，皆非厉世摩钝之术。尝观兵法曰，“民无两畏，畏我侮敌，畏敌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言重诛也。《三略》曰：“投胶于河，以饮三军。”又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赏也。罚不重不足以鼓避，赏不重不足以歆趋。古今成大事者，皆恃此趋避之权耳。为治者亦复如是。驾言蒲鞭示辱，或印元刂忍不能予者，何足与成事哉。
尝读《武经七书》，其所言量敌虑胜，应变全众之道，虽变化万端，动若神明，皆一将之任也。《孙子》曰：“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吴子》曰：“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又曰：“将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马法》曰：“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尉缭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矣。”《三略》曰：“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韬》曰：“以同欲励士。”此七子者，未尝相沿袭为书，而其语若合符契，皆有得于王师说以犯难之旨。则为将道，断可睹矣。若因敌之情，因地之形，因事之变，而神智可生焉。见便则战，见不便则止，行吾所明者。师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唐李抱真节度泽潞，荒乱之余，土瘠民困，无以瞻军。乃藉民三丁，选一壮者，免其租徭，使农隙习射，岁暮都试，行其赏罚，三年得精兵二万。既不费廪给，府库充实，遂雄视山东。宋张方平曰：“昔太宗藉两河强壮为兵，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此二者，所以庶几古寓兵于农之遗意。其视竭四方之力以养无用之兵者，利害盖相悬矣。
《震泽长语》。正统以前，天下岁征税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余石。内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余两。户口商税，除折米外，并船料钞折银，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两淮盐场盐课银，岁不下数万千两。各处税粮折征，共一百三十万余两。南闸办三万余两，各钞关船料四万余两，马草折征二十三万余两，盐课折征二十余万两。每年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送内库成造等项十余万两，或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余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余两。宣府、大同、辽东、陕西年例，共四十万两。若有声息紧急奏讨，加添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圣旦千秋等节用，三十九万一千八百余两。亲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银盆水灌仪仗等用，共十三万七千五百余两。每年出数，共百余万两。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职二万四百余员，武职十万余员，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余，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万五千余，各项俸粮，约数千万。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额派夏秋粮税，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余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