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老苏公云：“学者于文用引证，犹讼事之用引证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则止矣。或一人未能尽，方可他引。”
宋玉《招魂》以东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恶俱不可以托，欲屈大夫近入修门耳。时大夫尚无恙也。韩退之《罗池词》云：“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时柳仪曹已死，若曰国中于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远即罗池之人，千万年奉尝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仪曹，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英宗实录》：“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赐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与欧阳公之《志》“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不同。或云《实录》，王荆公书也。又书洵机论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盖明允时，荆公名已盛，明允独不见，作《辩奸》以刺之，故荆公不乐云。
《楚词）文章，屈原一入耳。宋玉亲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唯退之《罗池词》可方驾以出。东坡谓“鲜于子骏之作，追古屈原。”友之过矣。如晁无咎所集《续离骚》，皆非是。
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欧阳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苏公之文，英气多，和气少。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
予客长安，蓝田水坏一墓，得退之自书《薛助教志》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挟一矢”，石本乃“指一矢”，为妙语。又城中有发地得小狭青石，刻《瘗破砚铭》，长安又得退之《李元宾墓铭》，段季展书，校印本，无“友人博陵崔弘礼卖马葬国东门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铭》云“已乎元宾，文高乎当世，行过乎古人，竟何为哉”！石本乃“意何为哉”。益叹石本之语妙。欧阳公以下，好韩氏学者，皆未见之也。
李汉于韩退之，不日子婿，曰门人。云：“退之诗文，汉所类也。”如《革华传》，类本无之。赵《因话录》云：“《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侍郎，《佛骨诗》称郑司徒，皆后人所诬，其辞至鄙浅，则《革华传》非退之作明甚。”予谓凡李汉所不录，今日《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书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又刘梦得云：韩愈谓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今其说其书皆不传，则汉之所失亦多矣。
司马迁父名谈，故《史记》无“谈”字，改“赵谈”为“赵同”。范晔父名泰，改“郭泰”、“郑泰”为“太”。杜甫父名闲，故诗中无“闲”字，其曰“邻家闲不违”者，古本“问不违”；“曾闪朱旗北斗闲”者，古本“北斗殷”。李翱父名楚今，故所为文，皆以“今”为“兹”。独韩退之因李贺作《讳辩》，持言征之说，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讳也。曹志为植之子，其奏云“干不植强”，不讳其父名也。吕岱为吴臣，其书云“功以权成”，不讳其君名也。
樊宗师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袭而已，曰《魁纪公》三十卷，曰《樊子》三十卷，曰《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纪、记、志、说、论、赞、铭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有十九。其评曰：“多乎哉，古未有也。”又曰：“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又曰：“绍述于斯术，可谓至于斯极者矣。”曰“未有”曰“难’’曰“极”，特取其不相袭耳，不直以为美也。故其《铭》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盖斥班固而下相袭者，退之于文，吝许可如此。
●卷十五王勃《滕王阁记》“落霞孤鹜”之句，一时之人共称之，欧阳公以为类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乐极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亦记其意义甚远。盖勃文中子之孙，世尚其学，一时之人不识耳。
东坡《报江季恭书》云：“《非国语》，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论耳。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也。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至于《时令》、《断刑》、《正符》，皆非是。”予谓学者不可不知也。
曹植《七启》言“食味芳莲之巢龟”，张协《七命》言“食味丹穴之雏鸡”，极盛馔，而二物似不宜充庖也。
或问东坡：云龙山人张天骥者，一无知村夫耳。公为作《放鹤亭记》，以比古隐者，又遗以诗，有“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过矣。东坡笑曰：“装铺席耳。”东坡之门，稍上者不敢言，如禽聪、蜜殊之流，皆铺席中物也。东坡于古人，但写陶渊明、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柳子厚之诗。为南华写柳子厚《六祖大鉴禅师碑》，南华又欲写刘梦得碑，则辞之。吕微仲丞相作《法云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