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唯舜、皋陶乎？”（右刘原父《明舜》）
予读韩愈书，知其斥杨墨、排释老，以尊圣人之道，其志笃矣。自孟轲扬雄没，传其道而醇者，唯韩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轲辅圣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过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当尧之时，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虽尧舜之圣，犹咨嗟遑遑，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决横流而放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虽百夔离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万类之性，人灵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则鸟兽之不若也。当周之亡，辩诈暴横，圣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时，亦犹天地之晦，日月之蚀，运之常也，复何伤乎？盂轲，学圣人者也，愤然而兴，辟杨墨，诛叛义，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圣人之道无可无不可，苟当时轲之徒不能力排杨墨，横遏异端，明仁义以训天下，则圣人之教果从而废乎？若使圣人之道遭杨墨之害而遂衰微，则亦一家之小说尔，又乌足谓万世之法哉？轲虽欲张大其教，天下可从而兴乎？是圣人之道，不为一人而废，一人而兴，又昭昭然矣。其后嬴政肆虐，火其书，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说，其为害过杨墨远矣。然汉家之兴，则孔氏之言，雷震于海内，岂又由轲之辩而后行邪？故曰：誉之不足益，毁之不足损，由其道大也。后之儒者，有能立言著书，振扬其风，发明其旨则可矣。若曰：随其废而兴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过矣乎？予谓杨墨之祸，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虽见侵毁，亦不由轲而益尊。苟毁誉由轲而兴，则不足谓之孔氏之道，使圣人复生，必不易于言也。（右张俞《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谥法》曰：“受禅成功曰舜，仁圣盛明日舜。”《白虎通》曰：“舜犹亻舜亻舜也，言能推信尧道而行之。”孔安国曰：“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一百十二岁。”案《书》称“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尧德，且明舜虽受终，令天下服丧三年，如继世之礼，故于“殂落”下终言之。下文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谓尧崩逾年，见于文祖庙而改元。孟轲不达此言，以为三载服除后，舜格于文祖，乃妄称孔子曰舜既为天子，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若然，当以服除之月至庙，不当用于“正月元日”也。逾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轲又云尧、舜、禹崩，三年丧毕，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后践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终文祖，已二十八年，岂容至服除未定，方让其子？孔安国仍轲之谬，乃曰舜服尧丧三年毕，将即政，复至文祖庙。周衰，杨墨道盛，孟子排而辟之，可谓醇矣。其于论经义，说世事，知谋往往短局乖戾，陋儒爱其词简意浅，杂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马迁云：“舜年三十，尧举之，五十摄行天子事，五十八尧崩，六十一代尧践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轲旧说也。郑玄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也。征庸三十，谓历试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舜年一百十岁也。”（右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纪》）
臣闻《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与《礼》之尊无二上，其旨实同。盖国之于君，家之于父，学者之于孔子，皆当一而不二者。是以明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国家五十年来，于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义说归之于老庄，而设科以《孟子》配《六经》，视古之黜百家而专明孔氏《六经》者，不亦异乎？前者，学官罢黜孔子《春秋》，而表章伪杂之《周礼》，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学者发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论语》，固可考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时，会官僚讲《孝经》而读《孟子》，盖《孟子》不当先诸《论语》者也。如以《孟子》先诸《论语》，岂所以傅道皇太子天资迈世之令德而视之以一德哉？臣愚窃以谓宜讲《孝经》而读《论语》，恭俟讲《孝经》毕日，复讲其已讲之《论语》，则其入德亦易矣。或间日读《尔雅》以示文字训诂之本源，而明天地万物之名实，先儒谓《尔雅》本是周公训成王之书，信不诬矣。臣愚流落衰暮之时，荷圣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谕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无犯而有隐。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诬谤不浅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圣度，旁烛万代之微，而不为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六经》，则宗庙社稷之流光不亦伟乎！臣闻以狂瞽独见之言，干冒宸庚，不胜惶惧待罪之至。（右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
●卷十四陈叔易言：“王荆公得东坡《表忠观碑》本，顾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马迁。’自又曰：‘似迁何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为不然。司马迁死，其书亡《景帝》、《武帝》二《纪》、《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三王世家》。至元成间，褚先生者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