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后二世已失邦，启、太康也。周公后五世已杀君，伯禽、考公、炀公、幽公，弟氵费杀幽公自立也。殷汤后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宫。周武王后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汉高祖后一世有吕氏之祸。唐太宗后一世有武氏之祸。是数君者，岂无遗泽乎！
汉武帝用杜周为廷尉，诏狱连逮至六七万人，交所增加十有余万人。唐武后鞫流人，—日之中，万国俊杀三百人，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齐盖谥云。（原注：出《论语疏》、出《春秋．少阳篇》）
《前汉书 循吏传》云：“孝宣自霍光薨后，始躬亲万几，励精为治，五日一听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退。”五日一听政，史臣以为美，则孝宣而上，不亲览天下之务可知矣。
李病，谓其弟弼曰：“我见房、杜生平勤苦，仅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应我子孙，悉以付汝。葬毕，当居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自是至死，不复更言。予谓亲见太宗百战取天下之难，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遗高宗。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阿武为后，褚遂良、郝处信等死争不可，独用“此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几于覆亡，何能虑其家而不能虑其国也？真鄙夫也哉！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沉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
古者，人君即位称元年，始终之意也。汉武帝乃加建元之号，后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数更易其号，宁有人君即位称元年之后，再称元年之理？唐之太宗即位，称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终，为近古云。
唐太宗以谶欲尽杀宫中姓武者，李淳风以为不可，竟杀李君羡。谶有“一女子，身长，姓武”，其明白如此。后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郝处信、褚遂良力谏，初无一语及武氏之谶。何也？武氏之变，至不可言，司马文正《通鉴》不书怪，独书此谶云。
汉桓帝时，或言：“民之贫困，必货轻钱薄，发更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太学能言之士议之。予尝论国有政事，何太学之士得议？盖其嘘枯吹生，抑扬震动至此，故窦武之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陈蕃闻王甫之变，将诸生八十余人拔刃以入；范滂挟公议为讦，公卿皆折节下之；太学诸生附之者三万余人，卒成部党之祸，汉随以亡。岂但曹节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与国乱神州，势尚浅。朝廷有施行，太学诸生必起论之。又举合国人进斥大臣，击登闻鼓，碎之。庙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赖今天子中兴，加大号令，始畏慑坏散。不然，其祸不在汉部党之下矣。鲍宣云：“民有七亡，豪强大姓蚕食无厌，一亡也。”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尚云：“先在济南除残去秽，以是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谢病去。”今之君子，欲区区以礼义廉耻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疏矣。
蜀于韦皋刻石文字，后书皋名者，必镌其中，仅可辩。故宋子京书皋事云：“蜀人思之，见其遗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钅去其文，尊讳之。”近有自西南夷得皋授故君长牒，于皋位下，书若皋字，复涂以墨，如刻石者，盖“皋”花字也。当时书石，亦用前名后押之制，非蜀人钅其文尊讳之。如本朝韩魏公书“花”字写成“琦”字，复涂以墨，尚可辩，亦此体也。
●卷十一大贤如孟子，其可议，有或非或疑或辩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说于下方，学者其折衷之。后汉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文繁不录。王充《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赞其“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斗约而无解。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讲犹瞀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右《荀卿，非十二子》）
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称所愿学者孔子，然则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历聘七十余国，皆以道不合而去，岂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岂非非其友不友乎？阳虎得政于鲁，孔子不肯仕，岂非不立于恶人之朝乎？阳虎得政于之臣，岂非不羞污君乎？为委吏，为乘田，岂非不卑小官乎？举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岂非遗佚而不怨乎？饮水曲肱，乐在其中，岂非厄穷而不悯乎？居乡党，恂恂似不能言，岂非由由与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