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者可容兵三、四百人，则七、八艘之间；余皆小船及载兵船，分布洋面，直不敷几处战事之用。故其于马江也，悉精尽锐，乘我不备以坏船只、厂房而自鸣得意，示人以威武也。事后，有咎督师之疏忽者；谓临战之顷，「扬武」等船并未生火起椗，以致于败。然其实孤拔之意，止欲坏我战具；若我生火启椗，彼见烟囱有烟，知我且有备，则开炮当愈早耳。盖彼尽所有船之精锐聚泊马江，亦深恐他处有事，不及策应；故不肯再稽时日，而利在速即开炮，猝使糜烂也。自马江一战，攻出长门，聚泊芭蕉山，重图台北，至今凡三阅月。其在越之船扫数东来，又复虚张声势，添兵增饷，谓将有重兵多船自红海而来；顾未见其于台、澎左右骤增几许兵船。约而计之，较本报前查二十一船之数略多数艘，则有之矣。故当事者辄虑华船之少，且未必船皆可战，惴惴焉以援台为难事；而在旁观者亦正未见法船之多，且法船之无不可战，窃窃焉以援台为机会也。乃事阅两月，师未首途。北洋仅来「扬威」、「超武」二船，适又有朝鲜之行，转舵而北；至今尚无定计。而南洋之五艘，则派拨何船亦迄未决；即粤省之近者，并不闻有出师之期。近者又谓杨厚庵宫保奉命视师，旬日之内将莅闽中；须俟其到闽察看情形、规画全局，然后咨会南、北洋大臣放轮而直抵台湾，以为刘军之助。然所不可解者，闽中现有左侯相亲临督师、杨制军承命调度，援台之举在福州本无兵船可用，终必借助于直、东、江、浙，何待察看而后定计哉？即闽中尚有可以协力救台之处，左、杨二公宜亦行乎权之所得行，更何必待宫保之至耶！然仆窃思其故，则谓援台之师如此屡屡蓄势者，盖必有计出万全之举矣。
夫现有兵轮、战舰非不壮观，独惜船未经战、兵不习战；统领将弁虽则善战，而不胜今日之战。明知万无可恃，故欲委任于他国之人为赴台诸船之主。无如历相南，北洋之船可用者，不过三、五艘；即传电德国将「定远」、「镇远」二船赶紧来华，亦犹不足济事也。法兵虽不甚强、船虽不甚多，以我当彼，彼处其优而我见其绌；此而轻举妄动，一之已甚，再则不能矣！或者杨宫保之来，曾授密旨于途中，有可以智夺法人、巧取法人，而无事实力攻击破其封堵之具，以与台军相联络者；故不惜台军多受旬日之苦难，而必俟宫保之至始堪举动也。意者宫保之来，乃专以援台之事付之，非令其会办闽防也。不然，有左侯相一人、更济之杨石帅，而闽防尚待他人乎！虽然，法人近已登岸，惟不敢进逼内地；刘帅宣布皇恩激励士卒，忠义之气奋于三军，自有可恃之人心。彼法人久已疲敝，舟困于风潮、陆困于瘴气，反有不能常持之势。特是刘帅所统之兵，究嫌单薄；孙章诸将劳苦异常，时染微疾，粮物昂贵、晴雨反复、冷暖无常，此等水土恶劣之处，敌固不能久顿，我亦何可独支！然则即不畏外患，独不虑内难乎？安得幸敌人之不能逞志，而宽譬以自慰藉也哉！
译录法报
法京巴黎斯非加路法字报云：『自中、法两国四月十七日在天津拟立「简明条约」，盟书未就，衅隙旋生，玉帛之交从而割绝；遂至兵连祸结，骑虎势成。同盟友邦出为调停者，凡五次矣。我法廷亟欲寝息干戈，以免生灵涂炭；讵料初次和局无成，厥后美廷代为排解，各执一是，亦莫能为。于是法廷特遣公使谒见李傅相，筹商和议；讵亦徒费唇舌，终成画饼之势而已。及后复有两公使持节德京都城，互相策画；亦无有效。卒至英国宰臣嘉兰威利竭力斡旋，亦徒劳无益，遂至不愿再行干涉曾袭侯与法使屈定顿两人之事：而中、法和议，于是无成。嗣今而后，倘使中朝兵败涂地，任我法国畅所欲为；于斯时也，方悟往日之劝其降心相从者，诚非谬妄矣。盖在中朝亦自知兴兵构怨，终免于失疆土与税关等利者也。然以今之形势揆之，中朝于东京、台湾等处干戈从事，自以为胜算获操。盖在东京，则遏我兵于红河之口，使不得前；而在基隆，则老我师于壁垒之中，使不敢出：扼守险要，遂属计出万全矣。而不知正有不可恃者在也。夫莫宰臣嘉兰威利之说合无成者，实缘中朝有意欲收谅山、高平、柳溪等处以为藩属故也。第按舆图以论之，则谅山、高平、柳溪三处皆东京之地也，彼此悉有山溪之险以为鸿沟之界；昔在津沽所立条约，业经注明割归法廷统辖矣。今曾袭侯见与英宰臣嘉兰威利言其条约已成废纸，而嘉兰威利则于法廷仍向中朝索而取之也；而曾侯则答以彼或为之，第我中朝弗许耳。由是观之，则中、法两国终难免于从事疆场矣；我法国早宜备之，盖中国将于我久于战也。但惜我法军之在海内者兵力单弱，不足以直捣广西，握其吭而伏其脑。至于孤拔所统之战舰，亦须专在台湾停泊；咫尺之地，不能他适。一隅株守，欲攻广州而弗得，欲取北海而弗能；力短心长，能不哀哉！夫我法廷理当于和议不成之日，立兴劲旅一决雌雄，使中国朝廷恍然于此中之利害；乃竟旷日持久、糜费饷糈，亦殊觉徘徊观望矣！且中朝之骗我法人也，已非一次矣。反复无常，耽延岁月；或和、或战，卒无定章。而今而后，倘欲我法人俯首行成、重修和约也，不亦难乎』！法报之言如此。吁！法人之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