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所拟谕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御史钟佩贤、给事中孙楫奏请将载垣等造作之谕旨销除各折片，载垣等假传谕旨，造作赞襄政务名目，并于御史董元醇条奏一折拟旨时擅自改写各情形，业经叠次降旨明白宣示矣。兹据该给事中等奏，载垣等造作擅改之件，不应载之实录，俨同顾命，亦不应登之册籍，假托纶音，拟请降旨销除，以期信今传后等语。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所奏不为无见。”载垣等种种悖逆欺蒙之罪，中外臣民皆已备悉，所有造作赞襄政务谕旨，确系矫传，自不应纂入实录中，惟遽将其销毁，又恐无以示将来而征罪案。
至董元醇所奏一折，当日发交载垣等拟旨，原令其将所请垂帘暂理朝政，饬令廷臣会议；其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弼，开具空名谕旨，祗候简派；并于大臣中择其可充师傅之任者，公同保举。乃载垣奏对时即已哓哓置辩；乃拟谕旨，遂敢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一切驳斥；迨述旨时，未即允照所拟宣发，而载垣等胆敢于次日发交折件压搁不办，竟将所拟谕旨坚请发下，又以未用御印，不足为凭，再行渎请。斯时驻跸木兰，远距京师，未能即日回銮，若不暂允所请，载垣等跋扈情形，其势将有不可问者，是以隐忍姑从，将所擅拟谕旨钤盖御印，实出于不得已。言念及此，能无痛恨！
所有载垣等矫传赞襄名目，及擅拟驳斥董元醇谕旨，著即销除。惟此案系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于内阁会同刑部议定罪名，伊等造作之谕旨二道，即著内阁、刑部随同本案档册录存，以著信谳，并著军机处即随此次谕旨照录一分存档，另录一分交南书房收存，均著低二格写，以示区别，庶使奸邪逆踪不得溷载方策，以重纶音而昭炯戒。钦此。
○罢奕议政王同治四年春三月，讲官编修蔡寿祺疏劾议政王搅权纳贿。议政王欲逮问寿祺。两宫震怒，初五日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谕以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臣莫敢对。太后屡谕诸臣，当念先帝，毋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祖培顿首言：“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太后曰：“若然，何用汝曹为？异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祖培奏言：“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且言请与倭仁公同查明具奏。太后始命退。
初六日，倭仁等八人会议于内阁，召蔡寿祺质证其事，蔡惟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余不能指实。
初七日，诸大臣复奏上。太后出朱谕示诸臣，且谕曰：“诏旨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祖培奏请添“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二语，太后又谕曰：“此旨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遂下诏，略云：“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事，查办虽无实据，自出有因。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意。以后召见引见等项，著派亲王、醇亲王、钟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特谕。”倭仁等受诏出，始召见枢臣文祥等三人。
初八日，亲王上疏言：“恭亲王事属暧昧，徒以语言小失，骤予罪惩，情状未明，无以昭示天下。”皇太后遂谕孚郡王及枢臣文祥等，传谕王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明日于内阁会议，以亲王疏及蔡寿祺原疏并发阅视，且令文祥等述所受旨。是日诏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宣示恭亲王过失，斥退军机处议政，尽夺一切差使。
初九日，两宫召见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尚书万青藜，侍郎基溥、吴廷栋、王发桂、殷兆镛，及军机大臣等。太后谕倭公等九人曰：“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又曰：“即如载龄，人才岂任尚书者，而王必予之。”又曰：“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王耶？汝曹为我平决之。”谕军机大臣等则曰：“若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可也。”诸臣至内阁各述所受旨，则大异。是日押班者为钟郡王，乃各引王为证。王言固皆闻之，诸公相顾色然，不成议而退。
十四日，醇郡王及降调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皆上疏为恭邸陈请。诏以各奏折命王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汇同前日亲王折一并议奏。
十六日诏曰：“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前据亲王、醇郡王、降调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先后陈奏，恭亲王虽经获咎，尚可录用，当交王公、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会同详议具奏。兹据礼亲王世铎等、大学士倭仁等会议复奏，并据内阁学士殷兆镛、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侍读学士王维珍、给事中廉诚及各科道等联衔各折，均以恭亲王咎由自取，惟系懿亲重臣，应否任用予以自新，候旨定夺等语。所见大略相同。惟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