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须遵守，毋得互相嘱托，有亏公道。如内外官敢有写贴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东厂，外官送锦衣卫，奏来处治。若容隐不奏者，事发俱治以重罪。”
弘治元年二月，浙江景宁县屏风山有异物成群，状如马，大如羊，其色白。数以万计，首尾相衔，从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事闻，朝廷为减银课，汰坑冶官。
抚治郧阳副都御史郑时请给诰命，吏部言：“时先抚陕西，今抚郧阳，前后虽三年余，然中间尝调参政。”孝庙命特与之。
弘治初，礼部覆都御史马文升奏：“请令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仍有潜住者，有司执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邻知而不举者连坐。”
陕西、甘凉乃古左贤王之地。汉武始取之，立酒泉、张掖等郡，以断匈奴右臂。然汉、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则全失之。我朝立行都司，命官镇守。正统初，虏酋朵儿只伯为患，赖王骥、蒋贵平之。天顺间，孛耒毛里孩为患，败宁夏总兵仇廉，自是入河套为寇掠矣。盖陕西通甘凉者，止兰州浮桥一道。虏若据桥，则运道难通，甘凉难守，关中难保无虞矣。
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木言：“常熟旧有学道书院祠言偃者，今废，乞为修建。”孝宗以本朝无书院之制，不许。
旧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有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执送京师。此祖宗防微杜渐之意。后乃止用驾贴，既不合符，真伪莫辩。弘治初，以刑部尚书何乔新言，始命如旧例行。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陈瑶言：“崇文门旧设宣课分司，止收商税。近差御史主事往监其事，以掊克为能，有伤国体。”孝庙曰：“御史言是。此分司曩被校尉及无籍者挟持搅扰，因命御史主事监收。今后止许称盘客货，其余行李车辆，毋得搜检阻遏。”
命各处乡饮酒礼，监生省祭官不得与。
初，正佐首领官每以事相讦，即以同僚不和，不分曲直，概行黜罢。滦州知州潘龄言：“正佐虽共事，而立心不同。稍加规正，辄起衅端。或倚其粗猛公肆欺凌，或恃其年老不顾廉耻。乞更易以别善恶。”都察院以龄言为是。请自今佐贰首领官有贪暴殃民倚强恃老欺压正官者，许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赃滥不法者，许佐贰官申禀举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此皆贪，因忿致争者，方以同僚不和论断。从之。
湖广旧无岁进鱼鲊例，成化七年，镇守太监某始进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后，增至二万余斤。用船十二只，皆有司进献。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内官造办如七年数，船止许二只。仍禁需索科扰为害者。
主事林沂奏，欲按品秩列坐御史上，御史劾之曰：“朝廷设官分秩，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秩者。故庆成赐宴，科道坐于郎中之上，翰林坐于科道之前。若概以品秩，则诸学士当列于少卿之下，京县知兵马当列于御史给事中之上矣。”孝庙以沂故违成宪，下锦衣卫狱治之。
初，占城国王古来为安南所侵，携家至广东。朝廷命处置优恤之，送还国。且谕安南戒勿侵扰。古来既返国，复移咨两广守臣，谓：“安南仍肆侵占，乞如永乐时差官督兵守护。”事下兵部，覆奏言：“永乐时遣将发兵，乃正黎季犛弑逆之罪，非为邻境交恶之故。今古耒国土已亡而复存，部落已散而复聚，皆天威所致。古耒亦宜自强修政，抚恤部落，保固疆圉。仍与安南捐弃小嫌，敦睦如故。若不能自强，专仰朝廷发兵远戍，代之守国，古无是理。”孝庙从其议，乃以此意宣谕古耒。
旧制，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大学士刘吉等言：“时日迫促，阅卷未精。请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今为例。
南京礼部尚书黎淳性耿介，患流俗奢侈。凡婚丧燕饮皆有则，取予不苟。有门生尹华亭以红云布寄淳，淳不受。即书其封识上曰：“古之为令，拔茶植桑；今之为令，织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弘治三年，户部以水旱灾，请免直隶等处夏麦秋粮。孝宗曰：“国赋固有定法，然岁有凶丰。凶岁义当损上益下。若必欲一概取盈，仓廪则实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拟悉从之。仍谕有司，贫民各沾实惠。”
弘治时，山西沁、潞等处屯田被水灾不及三分，例不免粮。孝宗以其民饥困，方发仓赈济，不可复征，特免之。
弘治三年十一月朔日，遇冬至节，改望日颁历。
提督会同馆主事，是弘治五年春所设。盖因其时馆夫有盗夷人财物者故也。
弘治五年，大学士丘濬言：“经籍图书，载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太祖于未登宝位之先，即求遗书于至正丙午之秋。一时储积，不减前代。永乐中，尝遣修撰陈循往南京取本阁所贮古今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