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言，但心怀谲诈，不肯言耳。使在位皆效其不言，于国政何补？”太祖曰：“人臣进言于君，必有关于国之利病，民之休戚，亦岂得容易？若遽以心怀谲诈罪之，此何异腹诽之法？”
太祖尝谕五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之不给。”
洪武二十五年，诏：“自今凡传制遣使持节等仪，皆由东阶出入，无得径由中道。”
洪武间，镇南卫卒造官船，擅伐民树木为楼橹，民诉之。太祖曰：“辇毂之下尚如此，其他可知。”命斩其为首者一人示众，余杖之，谪戍甘肃。
洪武时，佥都御史凌汉、大理寺丞曹瑾、应天府尹高守礼、府丞冯克昭祭先师孑卜子，既迎神而后入班，为御史鲁德所劾。太祖曰：“祭祀不谨固当罪，然既与祭，但后时耳，姑识之。”
洪武间，兖州曹县主簿刘郁，因事逮系，耆民杨德等诣阙言其廉勤爱民。太祖喜曰：“为政不难，得民心为难。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爱之。”即命复其官，因谓廷臣曰：“自古人君所患者，惟忧泽不下流，情不上达。今民以主簿之贤，来言于朕，朕宥之，仍与治其民，上下之情，无所壅蔽矣。”
镇国公傅友德请怀远等县官地九顷六十余亩以为田园。太祖曰：“尔贵为上公，食禄数千石而犹请地，独不闻公仪休事耶？”友德惭而退。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罢民间岁输马草。凡军官之马，令自刍牧，各卫军士马匹，则令管马指挥千百户务择水草丰茂之所，率所部卒及其妻子屯营牧养。
太祖与侍臣论治道，曰：“为治之道有缓急，治乱民不可急，急之则益乱；抚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抬。故烹鲜之言虽小，可以喻大；治绳之说虽浅，可以喻深。”
太祖尝谓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于是命户部臣备录文武官大小官晶，岁给俸米之数，以米计其用谷之数。又计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至编成，赐名曰《醒贪简要录》，颁示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恤民。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宁左等七卫及宽河千户所今年屯种所收谷麦，凡八十四万五百七十余石。夫都司所收军饷且如此，何今之不然也？
国初，士人因过罢黜者，不得举荐。安庆府知事周昌以为言。太祖谓吏部臣曰：“良工琢玉，不弃小玼，朝廷用人，必赦小过。故改过迁善，圣人与之，弃短录长，人君务焉。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昌言诚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如其才德果优，并听举用。”
洪武二十五年，诏五军都督府谕各都司，以军马粮储之数，及关隘要冲、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悉绘图以闻。
国初，京师百福寺隐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为僧，游食四方，无以验其真伪。于是命僧录寺造《周知文册》，自在京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以次编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为僧年月与所授度牒字号，俱载于僧名之下。既成，颁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册验之，其不同者，许获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隐者罪如之。
刑部尚书赵靖逮一武官，将鞫之，门卒检其身，得大珠一颗，持以献。僚属方骇愕，靖徐曰：“安有许大珠！此伪物。”命槌碎之，始以上闻，太祖嘉叹。
洪武间，湖广孝感县言民饥，请发预备仓粮以贷之者。太祖谓户部臣曰：“朕尝捐内帑之资，付天下耆民籴粟以储之，正欲备荒歉以济急民也。若岁荒民饥，必候奏请，道途往返，民之饥死者多矣。尔户部即谕天下有司，自今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
洪武二十六年秋，选秀才张宗濬等，俾随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华殿侍讲毕，进说民间利害、田里稼穑等事，间陈古今孝弟忠信文学材艺诸故事，日以为常。”
洪武二十七年，诏僧道不许奔走外方题疏强求人财，有于崇山深谷修禅学真者，止许一二人，三四人者勿听。仍毋得创庵堂，有妻妾者，许诸人捶逐，相容隐者罪之。亦不许收民儿童为僧，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
太祖因退朝，谓学士刘三吾曰：“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