馋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则正人不能胜矣。谗邪胜正人，非国家美事。人君知其然，当力去之。不然则根柢日深，为害不浅矣。”
太祖闻大学士吴沈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又曰：“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会曰‘是不可不为’；如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必牵合傅会曰‘是必不可为’。此诚国之贼也。”
太祖尝谓皇太子、诸王曰：“纯良之臣，国之宝也；残暴之臣，国之蠹也。自古纯良者为国造福，残暴者为国致殃。何谓纯良？处心公忠，临民岂弟，虽才有不逮者，亦不至于伤物。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也。何谓残暴？恣睢搏击，遇事风生，锻炼刑狱，掊克聚敛。虽若快意一时，而所伤甚多。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工业盛。此事甚明，可为深鉴。”。
太祖谓吏部臣曰：“近内外官员有以微罪罢免者，其中多明经老成练达政务，一旦废黜，不得展尽其才能，朕甚惜之。”于是凡罢免官通经术有才干者，悉起送京师，擢居显职。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诸司文移纸式。凡奏本纸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门，文移纸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长五尺为一等，四尺为一等，三尺为一等；案验纸二等，皆长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为一等，二尺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门，文移纸高二尺，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案验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八品、九品与未入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四寸，长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太祖尝谕侍臣曰：“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后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间，两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违之，臣论是而君哄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
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德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又曰：“朕日总万几，所行得失，非从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言有善者则奖而用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佞面谀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十七年七月，敕内官勿预外事，凡诸司勿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太祖因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与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奋发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鉴也。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举，所以戒未然耳。”
太祖尝谓待诏朱善等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知识为知识则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
太祖谓廷臣曰：“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则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则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不可得也。”
洪武时，命户部以山东盐召商中卖，仍听民买食。尚书郭桓言：“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太祖曰：“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太祖谓刑部臣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敛，而论天之德，则曰生；君之道，仁育义制，而论君之德，则曰仁。夫王良善御，岂在于策？周公善治，岂在于刑？所谓刑者，辅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详。故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太祖谓侍臣曰：“责难之词，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欢，如陈后主、江总辈，汗秽简策，贻笑千古。此诚可为戒。”
洪武十八年二月，太祖以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