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立涡阳县城，将大有所治。未几，用富明阿前奏，降官去，乔松年代为巡抚。淮甸无事，无所用湘军矣。
三年正月癸卯朔，李世忠移文总督，以所守六城请官军接防，遣散水军，以船炮入官，其豫胜营宜罢，或调令随征，唯命。先是，僧格林沁奏请以世忠军攻寇江南，事下曾国藩。国藩言： “提督李世忠为众恶所归，咎有二端：一则心迹难测，一则专利扰民。臣于元年接统其军，犹虑其反复叵测、倒行逆施。厥后搜获寇中文书，中言力攻二浦，始知李世忠实无通贼之事。及其身擐甲胄，驰檄讨苗，若自知不为斯世所容，借此以求表白者。寿州、下蔡其部将被执杀者三人，李世忠词气逊顺，无往年倔强之态，亦若自知祸谪将至，委婉以求苟全者。今既新有助顺之功，诚不宜追究既往之事，至于调剿以资其力，臣愚窃以为不可。夫降将骄兵，力有余，则必跋扈而不可制，力不足，则徒坏法纪而反为我累，故借助于人者，行军之大忌也。淮上之往事，惟以官军见轻，而权势下移，今李世忠之部曲，实弱于臣军，奈何欲倚之乎？且僧格林沁尝调苗练矣，迄不应命，反激其变，非计之得也。臣当遵旨，谕令李世忠遣散部众，交还城池，退出厘卡，停给饷盐，将其放还田里，保全末路，以宣朝廷之威德。”奏上，而世忠已有此请。三月，世忠悉发己资及余盐给其军三万余人，人各数万钱，多者数十万，又官欠饷盐五十万包，及修涡阳新城助钱万万，修滁州学助钱五千万，滁州屯田牛种资本银七万，助总督军饷银二十五万九千，呈请回籍葬亲。有诏褒许，江北悉定。六月，江宁复，群捻皆北趋，不复至淮南矣。自苗沛霖之未平，颍、■有盗辄以苗党为名，及其死，诸城指顾而定，所谓一夫作乱者耶。世忠为捻巨魁，手杀何桂珍，比于狼子。及其后，度势善变，终享富贵，一门至一品者五人，资产号百万。曾国藩，桂珍执友也，力足以报仇而不能罪，反引公义保全之，世忠其可谓知悔者。
江宁平后八年，世忠游扬州，遇陈国瑞，追衔寿州争门事，诱执国瑞置舟中。国瑞从子呼救，两湖商船以乡情应之者万数。世忠大惧，舍舟走免。曾国藩案其事，以国瑞强梁、世忠阴很，奏夺世忠官，国瑞故总兵降为都司。江淮之间，复流言世忠谋叛，诏国藩访察。乃遣人至固始，探世忠所居，则堂上设义塾，竹篱堇垣，与乡农杂居，群疑乃释焉。
援江西篇第十
直省分疆，同于一统，而其私财力也甚于列国，利害不相及故也。自张芾、蒋文庆委祸江南，而寇难踵至，或死或困。智者鉴之，则曾国藩治水陆军，以应江忠源，胡林翼竭湖北以事九江、安庆，肫肫乎其忠乎，燀々乎其威也，不求功名，功名固成。然自是以外无闻焉者，何哉？故曰：非常者，非常人之所为也。所贵乎豪杰者，为其能开拓心志，转移俗人之风尚也。然而陈不占习勇而蹈义，曹参画一而作歌，前事之师，成功一也。湖南壤地褊小，无争衡上国之志，咸、同以来，天下莫强焉，朝夕应人之求，而己日富强。巡抚、布政使虽自他省至者素有成见，见湖南省例不如彼，则亦治兵筹饷，以待四方之急，岂非骆秉章倡之耶？秉章前抚湖南，境内之不能防，其后纵横四出，无功之不立，鉴覆辙、知改弦故也。江西与湖南唇齿，自曾军出时，谋者已言当出军浏、醴乃能自立。秉章委事左宗棠，宗棠韪其言，以力不足故罢。未一岁，湖北、江西并沦陷，湖南力愈不足，乃始汲汲治援军，尤倾国以事江西，殆所谓收之桑榆者耶。乡使秉章不听宗棠，宗棠久持力不足之说，则湖南之亡可待也。湖南亡，而曾、胡湘军亦终困踬漂散，无以自固。然则洪寇之灭，湖南之盛，援江西之力也。而论者曰： “此非愿所及，会有天幸，乘国运，禀庙算耳。”则江、浙何以倾覆，闽、广何以不振，秉章之功焉可诬哉？
咸丰三年，江忠源守南昌，罗泽南往援，将兵勇几四千，虽无大功，而湘军习战自此起。
五年，临江、瑞、袁、吉安陷没，湖南东界尽邻寇。广东土寇复出郴、赣间，欲合大众。刘长佑、王珍等军转战酃、郴，江西巡抚频奏调刘长佑。十一月，郴寇平，长佑回军屯醴陵。十二月，诏 秉章募二千人，具器械饷粮助江西。秉章奏言：“湖南自桂东北至平江千余里，壤地毗连江西临江、瑞、袁，民气积弱，遇贼辄靡，多迎导、纳贡，民、贼合为一，官驿不通。然袁州地居总要，距临、瑞、吉安道里适均，邮旅通行之路也。楚军赴援，当先规袁州，然后东北可以援瑞、临，东南可以援吉安。刘长佑所部千五百人，增五百，则为二千人，二千人易办，然未足以战守也。臣今悉征南、北劲军，分隶刘长佑，期会醴陵、浏阳，两道并出，以厚其力，则江西得援兵之效，而于湖南窘蹙之局势亦翩然舒展，进退自如。”乃增调萧启江军，与长佑合五千人，长佑进萍乡，启江进万载。未发，而袁州寇轻骑略萍乡。醴陵屯将毛英勃躬率所部三百人，约田兴恕军四百人，往争城。兴恕后，英勃赴急先往，遇寇城下，直奔之，寇退，遂入城助守。寇屯芦溪不进，英勃计曰：“我兵少，待其至而合围，势必不利，不如先攻之，破其前锋，则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