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来，各行私觌之礼，并伸述己意焉。东使之志，在请问赔项。然慎于开口，每有将言嗫嚅者；故至今尚未显露其实意。至总理衙门中则已揣测其意，而亦不与之提及云。观于此，则两边之踌蹰大局而又慎于发言者，殆欲我朝先测彼之意而后餂之以言，彼乃得肆其要挟耶？抑或有意于延缓，以俟机会耶？则均未可臆度者也。
由津门又得一书曰：有西国领事官甫得京信，谓东人已商请赔项五十万元云。又曰：津门所湾泊之东洋兵船名「麻申干」者，顷由河边改泊中流；似预备一得军令，即可驶行出口，不致于待潮离岸，多所延搁时候云。
噶玛兰开辟考略
国之东南，孤悬一海岛，屏蔽全闽，上而江、浙、登莱、天津、盛京，南而潮、惠、广州一航可达者，台湾也。一僻区固塞台后，外而奇莱、崇爻、竹仔宣、泗波澜，内而内山额刺「王」字各生番三面逼处者，噶玛兰也。自嘉庆十五年开兰、十七年设官，地利得而耕作安，草昧辟而文明启矣。「闽书」溯始汉初闽隶，已载「周礼」。「台湾郡志」创始康熙年间：『前明中叶，太监王三保出使西洋，遭风收泊；知有台湾』。其后，则开始辟。初，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继开彰化；迨诸罗改嘉义，全台一府五厅、四县。兰属人士应试，附入淡水厅。盖噶玛兰在省布政使？五百四十里，在台湾府东北七百里。厅治东至过岭仔，以海为界，十五里；西至枕头山后大坡山，与内山生番界，十里；南至零工围山，与生番界，二十五里；北至三貂远望坑，与淡水厅交界，六十五里；东南至苏澳过山大南澳界，八十里；西南至叭哩沙喃，与额刺「王」字生番界，三十里；东北至泖鼻山，与淡水洋面界，水程九十五里；西北至宰牛牛寮内山，与淡水界，八十里。设通判一员、县丞一、都司一、守备一、千总一、把总一、外委一、额外委二，共九员；额兵七百有零，由内地拨抽。
按噶玛兰，前明唤为北港；本朝康熙年间收入版图，以番语译蛤仔难。「番俗六考」及「郡县志」、「东征集」、「平台纪略」诸书，俱作蛤仔难；萧竹友诗，记作甲子兰；赛将军奏，作蛤仔兰；郑六亭集，一作蛤仔栏。方制军奏开兰时，乃译为噶玛兰也。
莲塘生述。
九月初一日（公历十月初十日——即礼拜六）
答剸犀子书
昨读赐书论及中国与日本各事，谓调集重兵屯台、澎为非计，宜分兵防堵各海口为要策，精练水师、多备战舰为急务；真可谓切中时弊。御侮之道，莫善于此矣。日本之犯中国也，其兵端虽肇于台湾而战事必不在于台湾，夫固人人而知之矣；岂有日本之狡诈，而反不筹划及此乎！盖攻人者，必乘虚而捣隙，故声东而击西，惟利是视；此用兵家之长技也。日人岂有不知此理者乎！今中国乃以多兵屯积台湾，是以台湾为重地，而故为保固之多方；反以各省海口为非紧要，而故为延缓之防守。如此举动，是使战场不在台湾而移他处者，皆由中国有以致之也。虽然，台湾之在中国虽为重地，不过海外孤悬之一郡耳；其地虽富庶，要非中国精华之地也。至各省海口，近皆繁华富厚，大有可图；故稍有识见者，皆决日本志在沿海陆地、不在区区台湾也。今以四万重兵调屯于台，吾请试论其利害焉。
中国水师战舰，能保其与日本相敌否？果能与之相埒，则大兵不如分屯于各省海滨要地——如天津、燕台、吴淞、宁波、乍浦、温、台、厦门、漳、泉、广州、潮、琼等处。盖日本决不以台湾为战场，则我兵分屯于各口，亦易于彼此征调，更能便于往来策应；较之多屯台湾为更妙也。总之，我国兵船能敌日本，不但能扼守要隘，且可以供策应征调；若兵船不能操必胜之权，是屯多兵于台湾，何异于置精兵于无用之地也，故识者皆谓非计之善者也。尊意主在精练水师、多备战舰，以为分守各海口之用；是诚当今最急之先务也。
所谓多备者，愚揣度尊意而试言之。盖每省有海口之处，每处至少须备铁甲战船二只、火轮战船十余艘；铁船以为防守海口之用，火船以备出洋御敌及载运军需、调拨兵勇之用。缘海中行事，非火船不为功；海口守御，非铁船不为力也。或者曰：沿海既设炮台，已足防堵；何必又须铁船乎？不知炮台仅可以守，铁船且兼能战；故必须相辅而行、相助为理。二者缺一，尚非防海之良法也。近见西人纷纷议论曰：中国当此应防海疆之时，乃日本小国尚添置铁甲船矣，而中国仅买铁船一只、又复退去；岂果预料日本断不犯其各省海口乎？不然，何以疏于防范如此！此诚吾等所不解也。英国，海岛之国也；其于筹防保护之策，以兵船为重，而陆兵次之。故敌国无善美兵船，而不能肆逞于其国。今日本来犯中国，皆由海洋而至；是中国各省海口，亦与海岛之国相同。故吾等为中国谋，亦当如英国先以兵船为重；庶几日本有所忌惮，亦不能逞肆于中国也。不然，何以御日本，更何以御将来之效尤日本者！西人之论如此，愚意亦以为然。与其后事有失而费多金于无益之地，曷若先事预防而用多金于有益之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