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相继也。其民既为我国之民，其地即为我国之地，故郑氏既平，施靖海上言，以为不当弃；朝廷韪其说，遂立郡县，岂利其土哉！顺天地之自然，不能违也。
夫台湾之在当日，与内地远隔重洋，黑水风涛沙汕之险，非人迹所到，然犹不可弃，弃之则以为非便；乃至今日之蛤仔难，则较为密迩矣。水陆毗连，非有辽绝之势，而吾民居者众已数万，垦田不可胜计，乃咨嗟太息，思为盛世之民而不可得，其情也哉。况杨太守入山，遮道攀辕，如亦子之觌父母，而民情亦大可见也。为官长者，弃此数万民，使率其父母子弟，永为逋租、逃税、私贩、偷运之人而不问也；此其不可者一。弃此数百里膏腴之地田庐畜产，以为天家租税所不及也；此其不可者二。民生有欲不能无争，居其间者漳、泉异情，闽、广异性，使其自斗自杀、自生自死若不闻也；此其不可者三。且此数万人之中，一有雄黠、材智、桀骜、不靖之人出而驭其众，深根固蒂，而不知以为我疆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骞窥伺、朱濆钻求，一有所合，则藉兵于寇、赍粮于盗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其形势南趋淡水、艋舺为甚便，西渡闽安、五虎为甚捷，伐木枙塞以自固则甚险；倘为贼所有，是台湾有近患，而患即及于内地；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虽未辟，而民则已辟，水陆往来，木拔道通，而独为政令所不及；奸宄凶人，以为逋逃之薮，诛求弗至焉；此其不可者七。凡此七者，仁者虑之，用其不忍之心；智者谋之，以为先几之哲；其要归于弃地、弃民之非计也。而或者曰：『台湾虽内属，而官辖之外，皆为番土，还诸番可矣；必欲争而有之，以滋地方之事，斯为非宜』。不知今之占地而耕于蛤仔难者，已数万众，必当尽收之归于内地，禁海寇勿复往焉，而后可谓之还番、而后可谓之无事。否则，官欲安于无事，而民与寇皆不能也。非民之好生事也，户口日繁，有膏腴之地而不往耕，势不能也。亦非寇之好生事也，我有弃地，寇固将取之；我有弃民，寇又将取之也。故使今之蛤仔难可弃，则昔之台湾亦为可弃。昔之所以留台湾者，固谓郡县既立，使吾民充实于其中、吾兵防捍于其外，番得所依、寇失所踞，所谓安于无事者此也。今之蛤仔难亦犹是已矣。或则又曰：『蛤仔难之民久违王化，其心叵测，骤欲驭之，惧生祸端』；信哉！是言也。夫君子之居官，仁与智二者而已。智者之虑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于民生国计。倘敬事以爱民，蛤仔难之民，即尧舜之民也，何祸端之有？杨太守之入也，欢声动地。驱为义勇，则率以从；索其凶人，则缚以献，安在其久违王化哉！苟其图利于身，弗达时务；抑或委用非人，土豪奸吏把持，行私乎其间，则其启祸也必矣。故此事非才德出众者，不可与谋也。
一方之辟，必有能者筹度乎其间。其见诸事者，蔚为功业矣；或徒见诸言而其时不能用，后卒不易其言焉，则皆此邦之文献也。自施靖海以后，善筹台事者莫如陈少林、蓝鹿洲二公者，可谓筹台之宗匠矣。当康熙时，彰化、淡水未曾设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门而止；或至半线，扼要不越诸罗辖内二百余里之地。自半线以北至于鸡笼七八百里，悉荒弃之，亦委于番；即台邑之罗汉门、凤山之琅娇，皆摈弗治。当事者逡巡畏缩，志存苟安，屡为画地自守之计，虽云禁民勿侵番地，实则藏奸矣。故少林作诸罗县志，慷慨着论。其言曰：『天下有宏达深切之谋，流俗或以为难而不肯为，或以为迂而不必为，其始为之甚易而不为，其后乃以为必不可不为而为之，劳费已什百千万矣。明初漳、潮间有深澳（即今南澳）、泉属有澎湖，尔时皆迁其民而墟之；且塞南澳之口，使舟不得入，虑岛屿险远劳师而匮饷也。及嘉靖间，倭寇入澳，澳口复通，巨寇吴平、许朝光、曾一本先后踞之，两省罢敝，乃设副总兵以守之。至于今，岿然一巨镇矣。澎湖亦为林道干、曾一本、林凤之巢穴。万历二十年，倭有侵鸡笼、淡水之耗；当时以澎湖密迩，不宜坐失，乃立游击以戍之；至于今，又岿然重镇也。向使设险拒守，则南澳不惫闽广之师、澎湖不为蛇豕之窟；倭不深入，寇不得窃踞漳、泉诸郡，未必罹祸之酷，如往昔所云也。今半线以至淡水，水泉沃衍，诸港四达，犹玉之在璞也；流移开垦，舟楫往来，亦既知其为玉也已。而鸡笼为全台北门之锁钥，淡水为鸡笼以南之咽喉，大甲、后垄、竹堑皆有险可据，乃狃于目前之便安，不规久远之至计，为之增置县邑防戍，使山海之险弛而无备，将必俟羊亡而始补牢乎？南澳、澎湖之往事可睹已』！按少林此论，其情形恰与今日相仿。今之蛤仔难，即昔日之彰化、淡水也；但尔时海上尚属宁静，今则海寇罗织，日睥睨于其间，其势为尤亟耳。又蓝鹿洲呈巡使黄玉圃诗云：『郡东万山里，形势罗汉门。其内开平旷，可容数十村；雄踞通南北，奸宄往来频；近以逃逋薮，议弃为荆榛。此地田土饶，山木利斧斤；移民迁产宅，兵之亦龂龂。何如设屯戍，守备为游巡。左拊冈山背，右塞大武臀；既清逸贼窟，亦靖野番氛。府治得屏障，相须若齿唇』。又曰：『诸罗千里县，内地一省同。万山倚天险，诸港大海通。广野浑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