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各官皆凛凛奉法，无一骄恣专擅贪婪玩忄曷者。吏道之澄清，尤胜于承平二百年之际，既无尾大不掉之患，亦无积重难返之忧。洋人之在内地，一有不善，此间攘臂大呼，千人立应，无甘心受其窘辱者。即远而寄居海外如旧金山之类，衣服冠制至今不改华风。此乃民心固结之大可为者。本朝经入之款，康熙时只二千数百万，雍正、乾隆两朝，整顿关税盐务加至四千二三百万，下迄嘉庆、道光，年年如此。同治四五年后，海内以次肃清，各海口渐增洋税，多至一千一二百万，各省厘捐多至一千七八百万，共增银三千万，为自来所未有。其旧入之四千二三百万，虽欠解者多，亦尚可收至三千万。合新旧两款计之，已及六千万。果能省费得宜，处处核实，以今视昔，国用不患不充。此经费从容之大可为者。承平时，民不知兵，绿营固多偷惰，即旗兵亦迥不如前。自军兴以来，先后二十年，各省人民皆有衽金革而不厌之意，挑濠筑垒，制造枪炮，无不视为常事。倘能精选勇健勤以训练，虽未必能取胜于各洋，而中土乱民无由动作。此营伍奋励之大可为者。具此三大可为，而九重宵旰忧勤，尚鳃鳃以未雨绸缪安益求安为念，此真古圣王之用心矣。
伏思顺治以来，列圣实录尊藏大内，非臣下所能窃窥，宝训则遍赐大臣，即会典律例亦已多半详载。从前每立一法，每定一例，列圣苦心酌度，为子孙万世计者，包括无遗。使今日中外大小臣工，皆能细究官书，洞明例义，则于治国平天下之道，自能无偏无倚，可以垂久，可以自强。未便以嘉庆以后，中外各衙门拘泥律例，致胥吏弄权之一二事，遂并远年祖宗成宪为不足法也。溯查顺治年间先后三藩之变，一时国势固岌岌可危，即康熙时，伊犁之准噶尔尚为敌国，上烦圣祖仁皇帝三次亲征漠北。雍正一朝，防兵只到巴里坤，屡次出关，我军大败，西北边外之寇患，无时不战，无岁不争，更甚于今日东西两洋十倍矣。两朝圣主惟以培养内地元气，修明中外政事为急图，使民心大定而兵力自强。至乾隆初年，准夷内乱，我师兵不血刃，开拓新疆二万余里。此即固本待时，尧舜之成效具在，未闻世宗宪皇帝以上圣之姿，耻于退让，急急于穷兵讲武也。即乾隆六十年中，缅甸、安南、大小金川、廓尔喀诸大役，高宗纯皇帝十全武功，震耀四海。而方略所载上谕，刻刻以罢兵息民为念，务在以仁为治，以德服人，此万古帝王圣圣相传之心法。有一日之天地，即有一日之道理，举世戴高履厚、食毛践土，苟非不具人心者，孰得而违之乎？夫中土之于西洋，未必百事不如，亦未必百事皆胜，其间人情风俗各有所长，而天理所存则无二致。今人但知西人处处恃势，处处恃强，而不知平日优使其民，信使其军，仍不能逃出中土圣贤之大道至理。且举措之间，时有一二暗合者，此其所以强也。世人皆以西洋为智，而臣独以西洋为愚，惟其愚也，故用心能专，制器能利。而中土之聪明十倍过之，其不专不精处，则皆聪明误之也。世人皆以西洋为谲，而臣独以西人为。唯其也，故政令严肃，军律整齐。而中土之圆融亦十倍过之，其不整不肃处，则又圆融误之也。今欲与之角逐，求其富强之效，必先探其富强之源。究竟各国得力之实际，乃由于军民一心法令严整乎？抑仅在于船炮猛烈所向无前乎？苟能执其两端而详辩之，则朝廷之上，整饬纲纪，发号施令，孰先孰后、孰缓孰急之次第，自有主持，而不眩于道谋筑室矣。盖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此古语也。然一日无备则不可，一旦必强则亦有所不能。人生气禀强弱各有不同，即欲转弱为强，亦必先为保养精神，调和血气，加以逐日练习筋骨，方可望其力足气雄。若急服壮药以戕其身，多购利刃以助其势，一旦两相搏斗，力既不能举其器，气亦不能持其久，虽求其支吾扌耆柱而尚有所难，而平日本身元气因此内伤，已悔不可追矣。总之，立国之道，武事不可不修，而政令为之本；外患不可不备，而信义乃其根。蒙恬以三十万众攘匈奴于北边，汉武使五将军更番出塞，兵力可谓雄矣，而单于内附乃在宣帝之时。隋炀征突厥、征高丽，旌旗车马亘数千里，国威可为震矣，而渭桥受抚乃在唐太宗贞观之年。即近日普鲁斯之攻佛郎西，其未举兵之先，受法人之欺辱不下六七十年，普君但知激励本国民心，讲求本国政令，使小民共感其上，乐为之死；而又广求将相之才，推诚以任之，上下内外，恩信固结，如共一身；其出征之兵将，感激其平日君相之恩，故有进无退，视死如归，始能成此不世奇功。使普鲁斯不于内政用心，专恃造船制炮，张皇四播，先为法人所觉，必别出新法以驾乎其上，则普人之挫灭久矣，尚何能一泄其忿哉！拟之汉、唐以来及乎本朝之往事则如彼，求之泰西各国先后用兵之近事则如此，固未有不先其本而后其末者。伏愿我两宫皇太后，思古今之全局，继祖宗之贻谋，先保元气，以恤民生，大整吏治，以维邦本。盖抚剑疾视者，匹夫之勇也；修德待时者，大圣之智也。倘皆如雍正一朝世宗宪皇帝之励精图治，自中至外，自上至下，处处破格用人，处处破格办事。计其时朝廷大政及北直水利，则专任怡贤亲王、大学士朱轼；军机处事务则专交张廷玉、蒋廷锡，皆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