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多了之后，不但会使读者产生不良的消化与反胃，也促使有限的文化市场发生了排挤效应和滞销行为，若从文化产品所具的外部特性，只要购买一部书籍，终其一生便没理由再另购第二部。没闲没钱的时候，也可暂时不买，没有迫切性，甚至也可以到小说租赁店及亲朋好友处借阅。不像其它民生急需品，今天消费，明天还是需要消费，而且是常态性的必需消费，不能假贷。也因这些特殊因素，使文化市场在同一作品或同一类型的作品，在产量过剩的时候，以及竞争过份激烈的情况下，小额资本的出版商得不到经营利润时，又不堪长期亏损，于是不得不退出市场，结束营业，而把生产模具盘点转售于同业。例如汲古阁可是有明一代的刻书大户，其所刻《丹渊集》四十卷，原为吴建先剞劂，至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虽梓而不能印行，渐入蠹鱼之腹，毛晋遂挈而归，理其残缺，重新授梓，才能广传于世。[76]可是自己生产的版片，在其子孙接手之后，也流散四处，郑德茂曾有〈汲古阁刻板存亡考〉一文给予说明。[77]另有书坊名称虽然不同，却并存于一书的情况，如：《全像北游记玄帝出身传》、《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酉阳硅古奇编》、《医学正传》八卷、《大明一统治》九十卷、《新刊全相二十四尊得罗汉传》、《陈先生选释国语辩奇旁训评林》二卷、《新刊明医秘传济世奇方万痾必愈》十一卷、《新刻出像音注刘汉卿白蛇记》二卷、《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二百三十六卷、《新刊正文对音捷要琴谱真传》六卷、《新刊古今名贤品汇注释玉堂诗选》八卷、《新刻癸丑科翰林馆课》四卷、《国朝名公翰藻超奇》十四卷、《新栔郑孩如先生精选史记旁训句解》八卷、《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昭代典则》二十八卷、《全像海刚峰居官公案传》四卷、《新刻校古本历史大方通鉴》二十一卷首一卷、《郑南皋集选》七卷、《清睡阁快书》十种十五卷、《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八卷九十一节、《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儒门事亲》十五卷、《幼科全书》十四卷、《伤寒六书》六卷、《针灸甲乙经》十二卷等书，都存有两家书坊名号，在在说明这些书的版木前后历经二家以上，有过转手贩卖的行为，才补刻或挂上另一家书坊名号。[78]这种书肆盛衰的情况，尤以金陵、建阳两地发生最为常见，如余氏双峰堂、周曰校万卷楼、唐氏富春堂、新安无勉学等转售之例甚多。凡此，都是书籍版木转售的明证，小说之例更多。例外的是因为旧版模糊，一些资金雄厚的书肆重新集资刊印新本，而把旧版贱卖，余氏刊刻之书偶有此等情况，则在力保商业信用，似此行为又不能同日而语了。
陆、结论
本篇只是从出版市场的经营和消费型态上探讨问题的初始阶段，也是拙著《从商品经济看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中的一个小章节，试图就文学现象赋予不同以往的诠释角度，在资料收集上颇不容易；对于产品的种种研究，目前也正处在详细的统计分析阶段，希望能以量化数据的模式用来说明文学或小说市场上的诸多问题。然而勿论如何，要了解掌握有明一代的总体经济与个体经济间的关系后，才有可能把明代出版业这一个体经济体影响到文学上的诸多问题给予正确的厘清和评估，也是本文有待扩充以及加深之处。至于纯就出版业之个体经济而言，目前存在的部分史料及图书能否十足反映当时的出版文化和现象，我们实在没有多大的把握，主要是世界公私立图书馆及个人的藏书没有充分的反映在图书纪录上，一般纪录的不过是作者和书名，并非针对我们需要而编录，纵使有些图书经过部分专家学者的检视纪录，也不过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再者，书籍藏地遍天下，在无法集中一处对勘比较之下，难免仅窥一隅，而想作整体论述，困难
度不言而喻。况此等图书，目前皆已列入善本图书，检阅时困难重重，费时费力又费钱，这才是学者遇到的最大困难。因此，在这所知有限的材料上进行推敲论述，所得出的结论难免还有不足的地方或错误之处。只能就手上已经掌握的材料论述，却已经可以约略看出当日的书肆虽然不似今天出版事业体的庞大规模，仍然能够充份说明书坊已有小型资本手工业的经济规模型态，且在市场上展现了企业特有的经营手法和营销策略，若持与今日所知见的大型企业相比，已无多大的差异，只在规模上的大小和现代化的进程与否而已。
后记：
本篇论文完成于三年前，其后多方阅读，须待补苴数据甚多，尤其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刊登于1996年6月《国家图书馆馆刊》第1期第101～118页，提及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等珍贵史料，都是第一手的见闻，可供参考论述者不少。陈学文亦有〈论明清江南流动图书市场〉一文载于1998年《浙江学刊》第6期，提及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九引用《湖录》中的文字，记录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淡港等村落，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