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费九百余金，计字三百四十万有奇，每百字为银二分七厘。[44]
此外，另据刻成于万历末年的《嘉兴藏》〔《中华大藏经》复印件〕，以及成于清初的《续藏》及《又续藏》。其刊刻时，乃由私人或寺庙捐刻，经中每卷均题捐刻人，刻字多少，该银多少亦有明确数据，
所以无论如何计算，从明初到崇祯末年的刻工价格，都在五分到二分七厘之间。由于明初出版业需求刻工量少而质高，所以劳动薪资也厚；随着出版业的发达，技术工人比前普及，而劳工素质良莠不齐，同业间竞争又特别激烈，说不定明代晚期的刻工薪资反而转趋下降或同工不同酬的情形。不过，这生产过程中是否包括写工价格，我们无从考察，只有《方册藏》谈到每百字写工银四厘。那么，一般刻工的日工资在明初约五分，中叶至末期也在三、四分左右，约可让二口之家每天饭食泡菜勉强过活，或购买二合白米。如以百叶书籍，每叶20字＊20行，共四百字计，则刻工价及写工价约合银一两半，全书刻写工价约需一百五十两，用纸则有五两、三钱、二两之别。装订百叶成二本套装之装潢费用，以及刷印工费、油墨钱也还未计算在内，则其全书的成本工费更难详估了。
（三）、书籍售价
不过，我们可以从市场上的实际贩卖价格来看，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数据，如《新锲侗初张先生注释孔子家语隽》五卷，「师俭堂谨依京版重刻」，封面上则题：「是刻系张太史家珍，本堂币请重梓，仍加校雠，宋体楷刻，无一差讹，每部冗价纹银参钱正，买者请认师俭堂的板。」《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杨氏归仁斋梓，封面题：「每部实价纹银三两」，此书凡三十册，则每册约值一钱。又安正堂梓《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书前牌子题：「万历辛亥岁（三十九，公元1611年）孟夏月重新整补，好纸版，每部价壹两整。」杭城李衙刊万历刻本《月露音》牌记标注「杭城丰东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捌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以上书籍都非小说一类，其市场价格与小说是否不同，还需更多的资料比对，但是从金阊书坊舒冲甫刊《封神演义》标注「每部定价纹银贰两」，以及金阊龚绍山梓行的《新镌陈眉公先生评点春秋列国志传》十二卷，封面上记明：「每部纹银一两」，则二书既非士子科举的参考书籍，也非家家必备的《万宝全书》等日常实用书籍[45]，只能算是消遣性的书刊，然而动辄一至二两银钱，若换算物价，已足以供给五口之家饭食泡菜约个把月的生活费用了，那么，书价怎算得是便宜？倒是有关投资报酬利润约有几成？售价是否随时调整变动？以及传统市场上讨价还价的折扣惯例，在此倒是不见明文记载，无法详细讨论与确证。
参、书坊在市场上的经营手法
通常书坊主人在投资制造了一套模具后，不必等待刻版全部付刻完成，即可开始刷印，生产书籍，然后推销于市场上，这种流水式的接力作业，可说是赶工生产最常见的模式；甚至不必等待完成打眼装订的最后手续，而推到市场发售的情形也不乏实例，如Dr. Soren Edgren演讲中例举的《地方志》即可能是其中一例。这种急于变现，尽快收回成本和获取利润，则是投资者为求绩效的不变法则。因此，在绩效压力下促成书坊的经营手法颇值得注意，这里仅就几个方面来谈：
一、以老字招牌和重金收购作信用及礼聘名家为号召
这是出于对消费读者群的宣誓，保证自家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如《楚辞集解》一书，其封面即刻有唐少村小影半身像，头戴斗笠，手执书册，上栏有「先知我名，现见吾影，委办诸书，专选善本。」这是一种让人睹影而知其书品的保证行为，有如今日作者之附相片于书的外封面或内封里。又如《卜居秘髓图解》一书的封面也有「都门叶近山币购，以寿诸梓。」这是向消费大众保证自己刊刻的书籍不是一文不值的廉价品。似此情形，目前可以看到最早广告应是汪谅所刻的《文选》，其题识云：
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面，今将所刻古书目录
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
这种说明自家的地址和书肆贩卖的书目，无非是打着广告招徕读者的惠顾。尤其小说的消费读者既是广大群众，属于通俗读物，其竞争当更加激烈，因此像《万锦情林》一书的封面，上题横书『双峰堂余文台梓行』，左行直题『锲三台山人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右下直题『一汇钟情丽集』、『一汇三妙全传』、『一汇刘生觅莲』、『一汇三奇传』、『一汇情义表节』、『一汇天缘奇遇』、『一汇传奇全集』等共七行，中下栏云：『更有汇集诗词歌赋诸家小说甚多，难以全录于票上，海内士子买者一展而知之。』中绣余文台本人影相安坐图，前置书案，旁侍两童，内题『三台馆』匾额及『成化门』店址，每卷首二行署『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纂，书林双峰堂文台余氏梓。』卷六底叶有『万历戊戌（公元1598年）冬余文台绣梓』牌记。这么周全而详实的广告标记和质量保证，诚不多见。至于《封神演义》在其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