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杨椿所立。又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故列刹相望。龙华寺，众羽林所立。菩提寺，西域人所立。法云寺，西域乌伤国沙门摩罗所立。又胡太后曾遣比丘惠生及敦煌人宋云向西域取经，惠生有《行记》，亦载《伽蓝记》内。按佛教既无益于身心性命，又无益于国计民生，不知何以风行若此？今且更千百倍焉。此固愚民易为所惑，然其始亦必有奇异动人之处，是以所至皈依。如《晋书。载记》内所志诵经解难，临刑枷锁自脱之类，大概或竟有其事。即如《伽蓝记》所谓：盘陀国王舍位与子，向乌伤国学婆罗门咒。四年尽得其术，还，复登王位。就池咒龙，龙变为人，向王悔过，实足骇人观听。是以人皆信向，到处崇奉。乌伤国有如来晒衣处。龙王寺有如来履石之迹。婆楼城有如来投身喂虎处。王城南摩休国有如来剥皮为纸、拆骨为笔处。再西行五日，有如来舍头施人处。辛头河有如来作摩竭大鱼以肉喂人处，有如来挑眼施人处。雀离国有如来为尸毗王救鸽处。那竭城有如来浣衣处。虽皆出于附会，然能使天下人人附会，必非无因。盖佛教多在咒语、偈语，如张道陵在鹤鸣山造符咒，传之至今，犹有验者。并里俗之祝由科、圆梦等技，虽不识字人习之，亦能驱使鬼神。不可尽以为诞妄也。世间万事无不有，岂可以方隅之见概之哉。
○庚申外史权以衡所著《庚申外史》，元顺帝为宋德帝之子一事。最为斟酌得宜，谓之真，则无确据；谓之假，则当时朝野咸有传闻。故开卷即书“文宗崩，遗命以明宗子妥欢帖木儿为嗣”，此顺帝得嗣位之由来也。下又叙宋德帝入元封瀛国公。瀛国公，幼君也。既长，愿为僧于白塔寺中，号合尊大师。后奉诏居甘州山寺。有赵王者出游，过其地，怜其老且孤，留一回回女与之。延七年，女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自北方来，早行，见其寺上有龙文五采，物色得之，乃问瀛国公曰：“子之所居，得毋有重宝乎？”曰：“无有，惟今早生一男。”明宗大喜，因求为子，并载其母归。是虽未明言此子即妥欢帖木儿，而明宗先有子懿只班，立未逾月而殇，此外别无他子，则即妥欢无疑也。顺帝入即位后，又载尚书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在时，尝述明宗谓陛下素非其子。”帝闻之大怒，问当时草诏者何人。虞集、马祖常以文宗御笔呈上，乃舍而不问。是又明顺帝非明宗亲子，则其为瀛国公遗体不待言矣。故余应、袁忠彻、程克勤诸人各有记述并诗歌。而权以衡此史于真赝疑信之间，可谓措词尽善矣。至其叙至正元年京师大饥，户部遣郎官求粮于扩廓。有普贤奴谓使者曰：“他将帅出师，皆朝廷供给刍粮。今察罕父子出兵大河南北，不曾费朝廷一钱，乃来求粮耶！”参政张至道叹曰：“三十二年天子，岂可使无一顿饱饭吃。”乃运五十车送京。按至正十一年天下乱，始有颍上红军起。十三年，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儿起义兵，克复汴梁。其养子扩廓直至至正二十一年察罕被田丰刺死，始统其父军，安得以征粮事系于至正元年？且张至道谓“三十二年天子”，则应是至正二十七八年之事，何得倒置耶？
○绥寇纪略吴梅村著《绥寇纪略》一书，记明末流贼之祸。仿苏鹗《杜阳杂编》、何光远《鉴戒录》之例，每卷以三字命题，虽不免小说家纤仄之体，而记载详赡，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其大者朝章国典、兵制军饷、勋戚之封建、藩邸之支派，以及国变后诸臣死事之忠节，无一不广搜博采。甚至流贼之混号，亦详其氏名，并贼属之伪官，亦注其姓字。不知当日何以有如许档案作为底本？盖直聚崇祯十七年邸报奏疏部议，一一考核；又参之以传闻，揣之以情事，而后成书。其自叙谓：北都之殉难者，以弘光中礼臣表忠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豫省以御史苏京优恤之疏为鹄，而绪闻佐之。然不特此也，保定则有陈禧之《甲申上谷纪事》，其他各省，访辑详载，虽滇、黔边裔，亦搜剔不遗。其心力可谓勤矣。每卷后又各有论断，文笔雅洁，各成一则古文，又可见其深于古学也。
《补遗》内，为项水心煜、周介生钟力辨其从贼之冤。谓“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师陷，煜于四月十八日已到南都，弘光即位已在拜舞之列，不知更有何时何地可以从贼。钟本笃厚友悌人，不死实大负生平。乃元末红巾有‘媲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之语，现载陶九成《辍耕录》。忽移以诬陷钟，入之爰书，遂至正法。此何说乎”云云。余初疑梅村文人气类，未免意存回护。及观第九卷，李自成伪官如宋企郊、巩育、陆之祁、张然、喻上猷、扬王休、黎志升、史可镜等，内黎、史二人皆当时名士，而皆直书其从贼不讳。并谓可镜在省垣有声，降张献忠为长、常、辰巡抚，官军械至南都伏法。则因其从贼者之必书，可以知不从贼而诬为从贼者之辨之，非徇情也。惟李国祯列于正祀武臣七人之内，书云：襄城伯，赠太子太师，进侯，李贞武公国祯。自注云：襄城之死稍后矣。然不屈而死，祀之可也，进侯则过矣云云。然《明史。李浚传》谓：国祯被执即降，旋以拷赃自缢死。则谓其不屈而死者误也。想梅村先据礼臣表忠之疏书于正祀武臣内；后知其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