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此读史之大要也。且善读史者，不仅以史视史，凡诏、诰、奏、疏、檄、谕、论、策之属，文之祖也。乐、章、歌、词之属，乐府、诗歌之祖也。屈原、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传所载骚赋之属，词赋之祖也。故熟于三史，则文人、诗人、骚人一齐俯首矣。况不止三史乎？必待读经即毕而后读史，则史学太迟。惟读《左传》而以《史记》副之，读《公羊》、《谷梁》、《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前、后两汉书副之。十三经与三史既读，此外如《家语》、《国语》、《国策》、《离骚》、《文选》、老、庄、荀、列、管、韩以及汉、唐、宋、元人之文集，与《三国志》、《晋书》以下诸史，参读参看，择其尤精粹者读之。其馀则分日记览，天资绝人，过目成诵者，览即是读其不及者，原不能尽读，博览、强记。有十三经三史为之根本，馀皆一以贯之。读固为要，看亦有功。必欲汝曹全读，非人情不可强也。经庄重，史闲雅。庄重者难读，闲雅者易读。读经以淑性，读史以陶情。朝经暮史，参错互读，则有体有用，内外兼该。相济而不相妨，相资而不相紊。然后反求其本，而约之于至一之地，则本之身，错之世，无所往而不当。出之言，为经术之言；行之事，为经济之事；建之功业，为经天纬地之功业。曾文云：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是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词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诸君子者为之表。彼能坚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ㄙ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偶，而忧节概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词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则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为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袒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亘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亘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二文各有门径，鄂文乃国初诸老为学之法，曾文则姚惜抱传授，善学者正可合而观其会通。昔金相徒克坦镒著《学之急》、《道之要》二篇，金人至刻石学宫，而其文不传，此二文或可方驾乎。
祖大寿故居，在祖家街，今改为正黄旗官学。其屋全是旧制，听事、正寝、两厢、别院，一一俱在。屋中装饰皆存，昔制足令观者兴故家乔木之思。
一亩园，在大丞相胡同，先师荣吉甫先生（棣）曾居之。先生汉军人，姓刘氏。居家无恒产，性耿介，不妄取予。尤工诗古文，以优行生屡试不中，第授经糊口。曾一入杨子和学使（霁）幕，一言不合，携一童子径归，视万里犹户庭。身后遗诗一卷，门人刊之。志克庵先生为之序云：吉甫荣先生为予同学友，家无恒产，而性耿介，不妄取予。务举子业，尤好古文辞。以太学优生屡试不售，益忿激。往往读太史公文辄慷慨悲壮，有不可一世之概。交游中，稍显达，即苛求不少贷。其为人与所为文辞，几如《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盖寡矣。惟与余交四十年中，虽时不满，而终相契合无间，或承气味有相投者乎。岁丙子，馀在库伦，稔知先生苦况，稍馈俸馀，竟受之。仍复书谢，异数也。嗣闻先生语人曰：志克庵尚能笃故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