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官杂议，因及阴阳家说，十二月将、十二时所值之神名目，谓非经见，唐宋不载祀典，惟元每有大兴作，祭太岁、月将、日直、时值于太史院。太祖乃定祭太岁于山川坛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将，分祀两庑。春按《礼·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太岁实统四时，而月将、四时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时与寒暑之祭。今祭太岁、月将，则固时与寒暑之神也。载诸祀典，孰谓非经见耶？
今世宗时，议郊祀。或言前代都长安及汴、洛，以太华等山列为五岳。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太常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酆镐，以吴岳为西岳。卿范拱以为非。是议略曰，轩辕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也。后遂不改。弘治初，兵部尚书马文升建言，今京师既定于燕，则恒山不当为北岳，而医巫闾之为镇，亦不在北，宜下礼部议，拟改易。尚书耿裕欲从。会官议，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尝考及范拱之所言者，以折之也。礼官当守礼，法官当守法。若汉张释之能守法矣。虽然，亦在其上听否何如尔。不听，有去而已。
太社、太稷，国初异坛同壝。祭太社，以后土勾龙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诣太社，及配位坛前，献毕，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礼。洪武元年，太祖命省臣议，于社稷上创屋，以备风雨。翰林学士陶安奏，礼，天子太社，必受风雨霜露，以达天地之气；若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今于坛创屋，非宜。若祭而遇风雨，则于斋宫望祭。从之。后三年，于坛北建祭殿五间，又北建拜殿五间，以备风雨祭祀。十年，又用礼部议，改建于午门外之右，共为一坛，合祭焉。坛上层上方五丈，二层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随方筑之。先时，社主用石，高五尺，阔二尺，上微尖，立社坛上，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不用主。
按社之主，古人树以木，后世易用石。盖唐以来始然。然周礼有军社主车。郑玄注谓，军社之主，以石为之，则亦非无所本也。至是，埋石主于社稷坛之正中，微露尖于外，壝垣四面，开灵星门。垣之色，亦就方色饰之。临祭，奉太社神牌居东，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面。奉仁祖神牌配神，西向，罢勾龙后稷配位。自奠帛至终献，皆同时行礼。三十二年后，更奉太祖配神。永乐中，北京社稷坛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后，奉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代从《郊特牲》用甲，而今用戊，从《召诰》戊土之气也。因土气以祭土神，于义为是。戊又天田星也。《礼·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外传》曰，尊之也。天有十日，甲为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于新邑，自此始用戊日。《左传》蔡墨曰，后土为社，稷田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汉《郊祀志》载，汉以夏禹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六典》载，唐祭大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家语》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谷者众矣，惟勾龙兼食于社，而弃为稷，易代奉之无敢益者，明不与等也。国朝享祀先农，躬藉田之礼，自洪武八年始，盖于是祀后稷也。
宗庙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汉蔡邕《独断》，所言如此。盖古制也。今太庙，主藏于寝，而岁时于庙，止设衣冠以祀。不知国初儒者之议何据。西汉诸帝，高帝以下，各立庙。元帝时，用匡衡等议，高帝为太祖，孝文为太宗，孝武为世宗，孝宣为中宗。祖宗庙，皆世世奉祠。其馀惠、景已下，皆毁。五年而称殷祭，则及诸毁庙。非殷祭，则祖宗而已。汉犹近古，所谓三昭、三穆之为亲庙者，制已不备。东汉光武再受命，庙称世祖。孝明临崩，遗诏毋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孝章不敢违。是后遵承，藏主于世祖庙，皆如孝明之礼。而园陵皆自起寝庙。礼，天子七庙。祖有功，宗有德，庙非有功德者，不称祖宗庙，称宗者，与祖皆百世不毁。后世共为一庙，庙不必有德者，皆称宗。而曰宗者，亦在亲尽而毁之列。此其失，自东汉始。
洪武元年，命中书省及翰林院，祗定宗庙时享之礼。学士陶安等奏：“按礼，古者禴祀、蒸尝、四时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庙，惟春为然。自汉而下，下庙皆同堂异室，则又四时皆合祭矣。合四庙为享，亦宜仿近制，合祭于第一庙，庶适礼之中，无烦渎也。”上命春特祭，余三时合祭。有司请制太庙祭器。上曰：“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能为今。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无谓。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宗庙器御，皆如事生之仪。”
洪武七年，监察御史答禄与权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故曰。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为始祖，推本后稷以为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祭未举，宜令群臣参酌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