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各国，从而生心。诚恐此次伊犁约章，所挽回者无几，而从此中外交涉之务，议论日以滋多。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者，盖以准驳两端，均贵有一定不移之计，勿致日后为事势所迫，复有先驳后准之条。此臣愚昧之见也。事体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见所能周知。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大学士、六部、九卿原议诸臣，详细酌核。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两国，和好多年，无论有无伊犁之案，均应遣使通诚。此次奉旨前来，以为真心和好之据。至辩论公事，传达语言，本系公使职分，容俟接奉本国文牍，再行秉公商议云云。如此立言，则入境或不致遂见拒绝。至于约章如何辩论，计原议诸臣，此时必业经奏明准驳，知照前来，惟军国大政，所关实非浅鲜，似不厌再三详审，精益求精。当俟廷臣细行商定之后，由总理衙门咨行到臣，始敢与该国平情争论。若臣旨力争分界，酌允通商之说，稍有可采，则在廷诸臣，自必考究精详，斟酌尽善，乃定准驳之条。即臣说全无是处，通商各条，必须全驳，臣俟接准总理衙门文牍，自当恪照指驳之条，逐一争辩。臣自惟驽下，勉效驰驱，际此艰难，益形竭蹶。惟有谨遵不激不随之圣训，殚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维大局。”又奏：“臣于光绪六年四月十七日，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密电云：‘到俄先告以难准之故，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能将崇厚所议，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意在归宿到此。惟勿先露旧约，通商、分界，俟后商办，亦可告知。初五日有寄谕，先电闻’等因。臣答电，谓：‘缓索伊犁，系最后一着，须说明是暂缓，非径让。此亦西例也。’等因，去讫。窃思俄人趁我之索还伊犁，恣意要挟，索之愈急，则挟之愈多，暂置不论，自系权衡利害之轻重，而明绝其觎觊之心。查西洋各国，每有因辩论之事，两国争持，不能平允，而又不欲轻于用兵，于是知照该国，且布告各与国，谓：‘某事本国未经应允，特以不欲用兵，姑从缓议。’英人名此法曰：‘普噜太司特。’无论强横无理之国，见有普噜太司特文牍，即应将所议之事，作为暂缓之局。暂缓者，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数十年，并无期限。遇有机会，仍可将前事提出商论。此固西人办理交涉事件之通例。而中国于伊犁、琉球等案，皆可仿而行之者也。臣折中以伊犁边界，不可稍让，全境转可尽让为疑。如用普噜太司特办法，自可免弃地之嫌。惟是伊犁一域，实我要区，暂置不论，终是未了之案。况旧约亦有通商、分界诸事，虚悬未定。是暂置伊犁。而争论仍不能遽息者，在我本有万难遽息之势也。臣愚以为缓索伊犁，姑废崇厚所定之约。总理衙门所论意在归宿到此者，自系专指目前局势而言。至于将来之归宿，似仍宜办到榷商，稍予通广。伊犁全境归还，乃可真为了结。臣未赴俄都，并非受俄人之挟制，而妄进通融之说，徒以揆度敌情，熟权事势，稍有所见，不敢不言。请旨饬下原议诸臣妥议具奏。臣到俄之后，即当恪遵奏定准驳之条，固执，不敢轻有所陈，不敢擅有所许。啮雪咽旃，期于不屈而后已。”谕言：“伊犁系中国土地，从前俄人只称代收代守，是尚不敢公然居侵占之名。中国向其索还旧疆，本系名正言顺。至通商一事，自当权其利害轻重，予以限制。其必不可行者，亦未可迁就从事，致贻后患。该少卿当就原约各节，妥慎办理。如有应行量为变通之处，仍当随时察看情形，奏明请旨。”纪泽既至俄，俄方遣前驻华使臣布策来华保定约。纪泽请于俄外部，令布策折回，议于俄京。既与外部大臣吉尔斯，副大臣热梅尼及布策，迭次会议。俄言：“全权签约后，无再商者。”纪泽言：“崇厚所许，大溢出朝旨之外，不能不酌改。”俄言：“中国罪使臣，废成约，悖公法。”纪泽言：“中国以使臣失职，悖朝旨，故罪之，无预外国事；旋虑碍贵国颜面，已释之矣。”俄言：“中国备兵，将失和。”纪泽言：“备兵非缘俄而起。”俄言：“中国既备战，俄不得不遣兵，衅由中国起。”纪泽言：“中国亦云尔，然两国方敦睦，不当有此言。”俄谓纪泽“非全权。”纪泽言“吾驻使，以有议约之权为断。”逮俄既允议，纪泽所更实多。俄谓“与全废约同，必不可。”迭会议，均不决。俄既迫愈甚，纪泽请于朝，谓“伊犁自我索之，今约不成，盍缓之，俟诸他日。”报可。纪泽既以为言，俄谓：“不索还，请使臣署约为信。”纪泽谓：“吾特少缓之，俟贵国之转圜，各国原有此例。若自我割地，吾何以对吾国人。”俄许还地，索偿甚奢。纪泽坚却之。朝旨屡备兵，俄屡诘焉。纪泽言：“设防非为备战，万难中止。”俄言：“中国既备兵，我国不能不设备，他日兵费当取之中国。”纪泽言：“未战而索兵费，古无此例。若必索之，则中国宁一战而后偿，惟两国敦睦二百余年，不当出此。”俄言：“中国不能守伊犁，俄代守之十年，既不我德，兵费尚靳之乎？”纪泽言：“俄厚谊还伊犁，偿款则可，不当称兵费。”俄言：“二五之于十，又奚辩乎？”纪泽执不可。久之互让步，乃于光绪七年正月，议定条约二十款，专条一，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款。按崇厚原约收回伊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