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下炎上”，其例皆然。
是更沿《皇极经世》之馀波，曼衍而不可究诘矣。至於改“农用”为“辰用”，“衍忒”为“衍成”，“六极”为“六殛”，殊为臆说。其改定章段次第，亦未见其必然。惟其意存启沃，借天人相应之理，以感动恐惧修省之心，其文不尽合於《经》义，其意则与《经》义深有合焉。置其小节，存其宏旨可也。
△《日讲书经解义》十三卷康熙十九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今文古文之真伪。然伏生、董仲舒、刘向、刘歆之所推，特术家傅会之说；程大昌、傅寅、毛晃之所辨，归有光、梅鷟之所争，特经生考证之资耳。实则尼山删定，本以唐、虞、三代之规，传为帝王之治法，不徒为寻章摘句设也。是编为大学士库勒纳等奉诏以讲筵旧稿编次而成。大旨在敷陈政典，以昭宰驭之纲维；阐发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盖圣人御宇，将上规尧舜，下挹成康，所学本与儒生异。故黼幄之所对扬，玉音之所阐绎，亦维是大者远者，与儒生音训迥然有殊。临御六十一年，圣德神功，同符於典谟所述，信有由矣。
△《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康熙末，圣祖仁皇帝敕撰，雍正八年告成，世宗宪皇帝御制序文刊行。宋以来说《五经》者，《易》、《诗》、《春秋》各有门户。惟三《礼》则名物度数不可辨论以空言，故无大异同。书则帝王之大经大法，共闻共见，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义理亦无大异同。蔡沈《集传》始睥睨先儒，多所排击。然书出未久，而张葆舒、黄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纷纷然交攻其误。是必有未惬者在矣。自元延祐中始以蔡《传》试士，明洪武中虽作《书传会选》以正其讹，而永乐中修《书经大全》，仍悬为功令，莫敢岐趋。我国家经术昌明，竞研古义。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念典维勤，於唐虞三代之鸿规尤为加意。既敕编《日讲书经解义》，复指授儒臣，纂辑是编。虽仍以蔡《传》居前，众说列后，而参稽得失，辨别瑕瑜。於其可从者发明证佐，不似袁仁等之有意抨弹。於其不可从者辨订譌舛，亦不似陈栎等之违心回护。其义可两通者，皆别为附录，以明不专主一家。盖即一训诂之学，而圣人执两用中之道，大公至正之心，悉可以仰窥焉，又不仅为说《书》之准绳已也。
△《书经稗疏》四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
其间有失之太凿者，如谓《虞书》自“戛击鸣球”以下至“庶尹允谐”，皆《韶乐》之谱；“以咏”二字贯下“祖考来格”三句为升歌，以配笙瑟之诗；“鸟兽跄跄”，为下管之所舞；“凤凰来仪”，为第九成吹箫之所舞；“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为乐终击磬之所舞。又谓“作歌”、“赓歌”即大韶、升歌之遗音，夔以被之管弦者，故系之“庶尹允谐”之后。前数语不用韵，如乐府之有艳、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韵者，如乐府之有辞。其说附会支离，全无文义。其论《洛书》配九畴之数，以履一为五皇极，而以居中之五为一五行。虽推衍百端，画图立说，终与《经》文本数相戾。其於地理，至以昆仑为洮州胭脂岭，尤为武断。
然如蔡《传》引《尔雅》“水北曰汭”，实无其文，世皆知之。夫之则推其致误之由，以为讹记孔安国“泾属渭汭”之《传》。谓禋非《周礼》之禋，类非《周礼》之类，五服、五章亦不以周制解虞制，与陈第论周之五玉不可解虞之五玉者，同一为古人所未发。引矍相之射证侯以明之，谓以与射不与射为荣辱，非以射中不中为优劣。因《周礼》日月辰次，正《泰誓》十三年为辛卯。引《说文》、《大戴礼记》证蠙珠非蚌珠，蔡《传》不知古字假借，引《周礼玉府》供王食玉证玉食，引《左传》说奄与淮夷为二，引《丧大记》证狄人，引《说文》羑字之训以解“羑若”，驳苏轼《传》及蔡《传》之失，则大抵辞有根据，不同游谈。
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焉。
△《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
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其书初成四卷，馀姚黄宗羲序之。其后四卷又所次第续成。若璩没后，传写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