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部无卷数，《附录》一部一卷，皆附《存目》。
卷十一 经部十一
○书类一《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小序》之依托，《五行传》之附会，久论定矣。然诸家聚讼，犹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朱彝尊谓是书久颁於学官，其言多缀辑逸经成文，无悖於理。汾阴汉鼎，良亦善喻。吴澄举而删之，非可行之道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昔疏今密，其势则然。然尺短寸长，互相补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证异同。若夫刘向记《酒诰》、《召诰》脱简仅三，而诸儒动称数十。班固牵《洪范》於《洛书》，诸儒并及《河图》，支离轇轕，淆经义矣。故王柏《书疑》、蔡沈《皇极数》之类，非解经之正轨者，咸无取焉。
△《尚书正义》二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其书至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奏於朝。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等为之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又加刊定。孔《传》之依托，自朱子以来递有论辩。至国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据者：梅鷟《尚书考异》攻其注《禹贡》“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条、“积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条，地名皆在安国后。朱彝尊《经义考》攻其注《书序》“东海驹骊、扶馀馯貊之属”一条，谓驹骊王朱蒙至汉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国，安国武帝时人，亦不及见。若璩则攻其注《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与所注《论语》相反。
又安国《传》有《汤誓》，而注《论语》“予小子履”一节乃以为《墨子》所引《汤誓》之文（案安国《论语》注今佚，此条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证佐分明，更无疑义。至若璩谓定从孔《传》，以孔颖达之故，则不尽然。考《汉书艺文志叙》，《古文尚书》但称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立於学官，不云作《传》。
而《经典释文叙录》乃称《艺文志》云安国献《尚书传》，遭巫蛊事，未立於学官，始增入一“传”字，以证实其事。又称今以孔氏为正，则定从孔《传》者乃陆德明，非自颖达。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传》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无。阮孝绪《七录》亦云，方兴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异，聊出之，於王《注》无施也。”则开皇中虽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传》中，故德明云尔。今本二十八字当为颖达增入耳。
梅赜之时，去古未远，其《传》实据王肃之《注》而附益以旧训，故《释文》称王肃亦注今文，所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此虽以末为本，未免倒置，亦足见其根据古义，非尽无稽矣。颖达之《疏》，晁公武《读书志》谓因梁费甝《疏》广之。然颖达原《序》称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六家，而以刘焯、刘炫最为详雅。其书实因二刘，非因费氏。
公武或以《经典释文》所列义疏仅甝一家，故云然欤？《朱子语录》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易》、《书》为下”，其言良允。
然名物训故究赖之以有考，亦何可轻也！
△《洪范口义》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胡瑗撰。瑗有《周易口义》，已著录。是书《文献通考》作《洪范解》，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今其文散见《永乐大典》中，尚可排纂成书。
《周易口义》出倪天隐之手，旧有明文。晁公武《读书志》谓此书亦瑗门人编录，故无诠次首尾。盖二书同名《口义》，故以例推。其为瑗所自著与否，固无显证。
至其说之存於经文各句下者，皆先后贯彻，条理整齐，非杂记、语录之比，与公武所说不符。岂原书本无次第，修《永乐大典》者为散附经文之下，转排比顺序欤？抑或公武所见又别一本也？《洪范》以五事配庶徵，本经文所有。伏生《大传》以下逮京房、刘向诸人，遽以阴阳灾异附合其文，刘知几排之详矣。宋儒又流为象数之学，惟图书同异之是辨，《经》义愈不能明。瑗生於北宋盛时，学问最为笃实，故其说惟发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务新奇。如谓天锡《洪范》为锡自帝尧，不取神龟负文之瑞；谓五行次第为箕子所陈，不辨《洛书》本文之多寡；谓五福六极之应通於四海，不当指一身而言：俱驳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详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经注经，特为精确。其要皆归於建中出治、定皇极为九畴之本辞。虽平近而深得圣人立训之要，非谶纬术数者流所可同日语也。《宋史》本作一卷。今校定字句，析为二卷。
（案：朱彝尊《经义考》，凡训释一篇者，悉汇载各经之末，不与训释全经者叙时代先后。然《隋志》载《系辞注》、《洪范五行传》、《月令章句》、《中庸讲疏》固杂置各经中也。今从古例，不复别编。后均仿此。）
△《东坡书传》十三卷（内府藏本）
宋苏轼撰。轼有《东坡易传》，已著录。是书《宋志》作十三卷，与今本同。
《万卷堂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