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福二年，始拜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乾宁元年，始加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始封镠为彭城郡王。天祐元年，封吴王。至朱温篡立，始封镠为吴越王。
安得於乾符三年以董昌一偏将能使人讳其嫌名？且乾符三年亦安得预称吴越？至钱俶於宋太平兴国三年始纳土入朝，当其有国之时，苏州正其所隶，岂敢斥之曰“钱氏”？尤显为宋人之辞。则此书不出广微，更无疑义。王士祯《香祖笔记》尝摘其语儿亭，冯驩宅，公孙挺、陈开疆、顾冶子墓三条，又摘其“琴高宅”一条。於地理事实，皆为舛缪。又案乾符三年岁在丙申，实非庚申。上距周敬王丁亥，仅一千三百九十年，实非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於年数亦复差误。观其卷末称“纂成图画，以俟后来者添修”。而此本无图，前列吴、长洲、嘉兴、昆山、常熟、华亭、海盐七县，而后列吴县、长洲县事为多。殆原书散佚，后人采掇成编，又窜入他说以足卷帙，故讹异若是耶！以今世所行别无善刻，故姑仍吴琯此本录之，以存梗概，而附订其牴牾如右。又《吴地记后集》一卷，盖续广微之书者，不著撰人名氏。前有题词，称“自唐王郢叛乱，市邑废毁，或传记无闻，或废兴不一。谨采摘县录，据图经，选其确实者列於卷后”。所记建置年号，止於祥符元年，疑北宋人作。旧本附录，今亦并存备考焉。
△《长安志》二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宋敏求撰。敏求有《唐大诏令》，已著录。是编皆考订长安古迹，以唐韦述《西京记》疏略不备，因更博采群籍，参校成书。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如指诸掌。司马光常以为考之韦《记》，其详不啻十倍。今韦氏之书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赡，旧都遗事，藉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程大昌《雍录》，称其“引类相从，最为明晰。然细细校之，亦不免时有驳复。如曲台既入未央，而又入之三雍，是分一为二矣。长门宫在都城之外长门亭畔，而列诸长信宫内，则失其位置矣。况宫殿园囿又多空存其名，不著事迹，则亦无可寻绎矣”云云。其说虽不为无见，实则凌云之材，不以寸折为病也。敏求尚有《河南志》，与此凡例稍异，而并称赡博，今已不存。
又杨慎《丹铅录》谓杜常《华清宫诗》见《长安志》，诗中“晓风”乃作“晓星”，检今本实无此诗。盖慎喜伪托古书，不足为据，非此《志》有所残阙。惟晁公武《读书志》载有赵彦若序，今本无之，则当属传写佚脱耳。
△《洛阳名园记》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李格非撰。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元祐末为国子博士。绍圣初进礼部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是书记洛中园囿，自富弼以下凡十九所。格非自跋云：“天下之治乱，候於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於园囿之兴废。”盖追思当时贤佐名卿勋业盛隆，能享其乐，非徒夸台榭池馆之美也。《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俱载李格非撰。惟《津逮秘书》题曰华州李廌。考邵博《闻见后录》第十七卷，全载此书，不遗一字，题标格非之名。同时之人，不应有误。知毛晋之误题审矣。王士祯《居易录》记是书，前有绍兴中张琰德和序，首曰山东李文叔云云，此本亦佚之。殆又后人因标题姓名与序不符，而刊除其文欤？△《雍录》十卷（大学士于敏中采进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古周易占法》，已著录。是编考订关中古迹，以《三辅黄图》、《唐六典》、宋敏求《长安志》、吕大防《长安图记》及绍兴《秘书省图》（案书中称阁图者，即《秘书省图》）诸书，互相考证。於宫殿山水都邑，皆有图有说。谓《三辅黄图》由唐人增续，初非亲生汉时，目睹汉事，故随事立辨，不以其名古而不敢置议。《长安志》最为明析，然亦时有驳复。吕大防图凡唐世邑屋宫苑已自不存。特其山川地望，悉是亲见，今故本而言之。若与古记不合，亦复订正。其参校亦可谓勤矣。今考其书，如函谷关参都邑之中，太子宫序职官之次，地图之后忽列书目数条，都邑之前忽出山名一处，骤然寻之，不得端绪，体例稍为丛杂。又集古诸《录》所列碑刻，自《猎碣》以外，罕登记载。考古图有辇酌宫，亦不著其名。盖但凭图籍而未考金石之文，故未免於疏漏。然其蒐罗既富，辨证亦详，在舆记之中固为最善之本也。明代陕西诸志，皆号有法，其亦以是数书者在前欤？考大昌之时，关中已为金土，而隔越江表，为邻国著书，殊为无谓。盖孝宗锐意恢复，有志中原。大昌所作《北边备对》一书，即隐寓经略西北之意。此书犹此志焉耳。第五卷中特创“汉、唐用兵攻取守备要地”一图。
其图说多举由蜀入秦之迹，与郭允蹈《蜀鉴》所谓由“汉中取关、陕者”，大旨相合。其微意固可见矣。
△《洞霄图志》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宋邓牧撰。牧字牧心，钱塘人。宋亡后，隐居屏迹，惟与谢翱友善。翱临终时，牧适出游，翱绝笔诗所谓“九锁山人归不归”者，即为牧作，其志趣可以想见矣。洞霄宫在馀杭县大涤洞天，岩壑深秀，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宋世尝以旧宰执之奉祠者领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