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附会之论。若删除《列女》，使因事附见於诸传。设如陶婴之类，黄鹄不双，既与时事无关，又无族属可系者，将竟遗之乎。阮籍虽未仕晋，然劝进一笺，本集具载。此其意存党篡，百喙无词。
自当以徐昂发《畏垒笔记》所论为是，载之《晋史》，所以诛心。乃附之《阮咸传》中，俾与陶潜称晋为一例，非至公也。桓温虽未亲篡，而跋扈不臣，至擅废立。其先导桓玄，何啻曹操之开曹丕。律以无将之义，书叛何词。伦故未减之，亦为好持异论。他如史家之难，莫过《表》、《志》。《晋书》既不立《表》，自宜补作。诸《志》漏略颇多，《地理》尤无端绪，亦急宜掇拾放逸，为之葺完，乃惮於改作，竟仍其旧，是亦未免因陋就简者矣。
△《辽大臣年表》一卷、《金大臣年表》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诸帝统系图，后为辽、金二表。俱系年於上，而以诸臣名爵纬列其下。大抵据二史《本纪》所载命官年月，编次成书。但取便检寻，无所考订。
──右“别史类”三十六部、一千三百六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晋、宋及明，皆帝王之正传。其郭伦《晋记》，柯维骐《宋史新编》，邓元锡、傅维鳞《明书》，亦均一代之纪传。今并存目於《别史》者，或私撰之本，或斥汰不用之书也。《旧唐书》、《旧五代史》之类，虽本列正史者，已废之后，有朝廷之功令乃得复之。则其馀可知矣。）卷五十 史部六
○别史类《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於《春秋》。厥后著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於正史，下不至於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於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岐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
《逸周书》、《路史》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
△《逸周书》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曰《汲冢周书》。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俱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则汲冢之说，其来已久。然《晋书武帝纪》及《荀勖》、《束晳传》，载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载汲冢诸书，亦不列《周书》之目。是《周书》不出汲冢也。考《汉书艺文志》先有《周书》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纪惟少一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诸篇，则篇数仍七十有一，与《汉志》合。司马迁纪武王克商事，亦与此书相应。许慎作《说文》，引《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周书》“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郑玄注《周礼》，引《周书王会》，注《仪礼》，引《周书以唐以闾》。皆在汲冢前，知为汉代相传之旧。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亦称《逸周书》。知晋至唐初，旧本尚不题“汲冢”。其相沿称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简漆书》，不能辨识，以示刘显。显识为孔子删书之馀。其时《南史》未出，流传不审，遂误合《汲冢》、《竹简》为一事，而修《隋志》者误采之耶。
郑元祐作《大戴礼后序》，称《文王官人篇》与《汲冢周书官人解》相出人。
《汲冢书》出於晋太康中，未审何由相似云云。殊失之不考。《文献通考》所引《李焘跋》及刘克庄《后村诗话》，皆以为汉时本有此书，其后稍隐，赖汲冢竹简出，乃得复显。是又心知其非而巧为调停之说。惟旧本载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考证，确以为不出汲冢。斯定论矣。其书载有太子晋事，则当成於灵王以后。
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纣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陈振孙以为战国后人所为，似非无见。然《左转》引《周志》“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中，则春秋时已有之。特战国以后又辗转附益，故其言驳杂耳。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近代所行之本，皆阙《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馀亦文多佚脱。今考《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欲起无先”，《主父偃传》引《周书》“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汉书》引《周书》“无为创首，将受其咎”，又引《周书》“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