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旧典，详其始末，不使一语无稽。有所考辨，即附於注末。又每字必载古体，用《说文》例。改从隶书，用《集韵》例。兼载重文、别体、俗书、讹字，用《干禄字书》例。皆缀於注后，用《复古编》例。仍从其字之偏旁，别出於诸部，用《广韵》互见例。至於增入之字，各依字画多寡，列於其数之末，则《说文》之新附、《礼部韵略》之续降例也。其《补遗》一卷，收稍僻之字。《备考》一卷，收不可施用之字。凡古籍所载，务使包括无遗。盖拘泥古义者，自《说文》九千字外，皆斥为伪体。遂至音韵必作音均，衣裳必作衣常，韩愈书为韩瘉，诸葛亮书为诸葛谅。动生滞碍，於事理难通，固为不可。若夫孙休之所自造，王起之所未识，傅奕之称{泥土}人，段成式之作<君卷>字，皆考之古而无徵，用之今而多骇。存而并列，则通儒病其荒唐；削之不登，则浅儒疑其挂漏。别为附录，等诸外篇，尤所谓去取得中、权衡尽善者矣。御制《序》文谓：“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无一音之不备。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
△《御定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撰。我国家发祥长白，实金源之旧疆。《金史章宗本纪》载：“明昌五年，以叶鲁谷神始制国字，诏依仓颉立庙例，祀於上京。”又《选举志》称：“进士科以策论试国人，用国字为程文。”陶宗仪《书史会要》则称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国字，其后熙宗亦制字并行。希尹所制谓之大字，熙宗所制谓之小字，其字体波磔繁密，颇类籀文。当时必有字书，今已无考。惟赵崡《石墨镌华》所载天会十二年《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一篇，仅存其形制而已。盖有元一统之后，其法渐不传也。我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命巴克什额尔德尼以蒙古字联缀国语成句，尚未别为书礼。太宗文皇帝始命巴克什库尔缠创造国书。以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语。今内阁所贮旧籍（今谓之《老档》），即其初体。厥后增加圈点，音义益详。亦如籀变小篆，隶变八分，踵事而增，以日趋於精密。我圣祖仁皇帝虑口传笔授，或有异同，乃命别类分门，一一排纂，勒为《清文鉴》一书，以昭法守，惟未及音译其文。皇上复指授馆臣，详加增定，为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条皆左为国书，右为汉语。国书之左，译以汉音，用三合切韵。汉书之右，译以国书，惟取对音。以国书之声，多汉字所无，故三合以取之。汉字之声，则国书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於钦定《新语》，一一载入，尤为详备。盖字者孳也，许慎《说文》九千馀字，李登《声类》已增至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案《声类》今无其书，此据《封演闻见记》）。陆法言《切韵》一万二千五十六字，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已增至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吕忱《字林》、丁度《集韵》以下，更莫能殚记。是由名物日繁，记载遂不能不备。圣人制作，亦因乎势之自然，为事之当然而已。伏而读之，因汉文可以通国书，因国书可以通汉文。形声训诂，无所不具，亦可云包罗巨细、辩别精微者矣。书中体例，兼列字体、字音，宜入训诂类中。然译语得音，骈音为字，与训诂之但解音义者不同，故仍列诸字书类焉。
△《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初圣祖仁皇帝敕撰《清文鉴》，皇上既命补注汉字，各具翻切释文。嗣以蒙古字尚未备列，因再命详加考校，续定是编。以国书为主，而贯通於蒙古书、汉书。每国语一句，必兼列蒙古语一句、汉语一句，以明其义。
又以蒙古字、汉字各对国语之音以定其声。汉字之音不具，则三合以取之。蒙古字之音不具，则分各种读法、写法、收法以取之。经纬贯穿，至精密而至明显。
循文伏读，无不一览了然。考《辽史太祖本纪》，称“神册五年始制契丹大字。
天赞三年诏礲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云云。然则三体互通，使彼此共喻，实本古义。许慎作《说文》，小篆之下兼列籀文、古文，以互证其字。扬雄作《方言》，每一语一物，亦具载某地谓之某，以互证其语。则三体汇为一编，使彼此相释，亦因古例，用达书名於四方。虽成周大同之盛，亦无以逾於斯矣。
△《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先是，乾隆二十年威弧遥指，戡定伊犁。续又削平诸回部。昆仑月窟，咸隶黄图。琛赆旅来，狄鞮重译。乃命考校诸番文字，定著是编。其部族之别，曰天山北路，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门目之别，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别，首列国书以为枢纽，次以汉书详注其名义，次以三合切音曲取其音声，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连缀。各注其译语、对音，使纲举目张，丝连珠贯。考译语之法，其来已久。然《国语》谓之舌人，特通其音声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左传》称楚人谓乳为穀，谓虎为於菟；《谷梁传》称吴人谓善为伊，谓稻为缓：亦於附近中国者通其声音之异，非於遐荒绝域识其书体，辨其音读也。惟《隋志》载有《蕃尔雅》，其书不传。
度其所载，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