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是变乱古文，始於戴侗，而成於桓。侗则小有出入，桓乃至於横决而不顾。后来魏校诸人随心造字，其弊实滥觞於此。置之不录，则桓穿凿之失不彰。故於所著三书之中，录此一编，以著变法所自始。朱子所谓“存之正以废之”者，兹其义矣。
△《周秦刻石释音》一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元吾邱衍撰。衍字子行，钱塘人。初宋淳熙间，有杨文昺者，著《周秦刻石释音》一书，载《石鼓文》、《诅楚文》、《泰山峄山碑》。至是衍以所取《琅邪碑》不类秦碑，不应收入，因重加删定，以成是书。前有至大元年衍《自序》，谓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图谱》为之，而削去郑樵音训。又正《诅楚文》二字，合《泰山峄山石刻》字共为一卷，而仍其书名。又列诸家音注、书评於后。其叙石鼓次第，与薛尚功、杨慎本合，而与今本异。其曰文几行，行几字，童文阙文几字者，即朱彝尊据以编《石鼓考》者也。然其所谓阙文几字者，仍第执一时所见之本而言。即潘迪《音训》与衍是书同作於元时，其音释亦不尽同。盖金石之文，摹拓有明晦，装潢有移掇，言人人殊，不足异也。至所正《诅楚文》二字，“绊”之为“缝”，其说於古无所据。以文义字体按之，皆未可信。“遝”之为“遂”，则“遝”、“遂”二字，《诅楚文》石本、版本皆无其文，不知衍所据何本。然衍距今四百年，其所见之本或有异同，未可执今本相诘难。录备一说，要亦足广异闻耳。
△《字鉴》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李文仲撰。文仲，长洲人。自署吴郡学生。其始末则无考也。文仲从父世英，以六书惟假借难名，因辑《类韵》二十卷。以字为本，音为干，义训为枝叶，自一而二，井然不紊。凡十年始成。而韵内字画，尚有未正者，文仲因续为是书，依二百六部之韵编次之，辨正点画，刊除俗谬，於诸家皆有所驳正。中间如“稾”从禾，高声，而误作“槀”，“隙”从阜、从，而误作“隟”，则纠《干禄字书》之失。如“肇、肈”原有二字，而止收“肈”字，反以“肇”为俗；“竖”字误从立作“竖”；“彻”字误从去作“彻”；“析”字误从片作“<木片>”：则纠《五经文字》之失。如“屯”本训难，借为屯聚字，而郭忠恕以屯音迍，别出“屯”为屯聚字，於假借之义不合，则纠《佩觿》之失。他若《增韵》、《韵会》诸本，则举正之处尤多。大旨悉本《说文》，以订后来沿袭之谬，於小学深为有裨。至若字变为莩，陊字变为堕，隓字变为隳之类，则以为承讹既久，难於遽改，而但於本字下剖析其所当然：深得变通之宜，亦非泥古骇俗者所可比也。其书久无传本，康熙中朱彝尊从古林曹氏钞得，始付长洲张士俊刊行之云。
△《说文字原》一卷、《六书正讹》五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元周伯琦撰。伯琦字全温，饶州人。官至兵部侍郎。明郎瑛《七修类稿》，载其降於张士诚，士诚破后，为明太祖所诛。谓《元史》称其后归鄱阳病卒为误。
考徐祯卿《翦胜野闻》先有此说。然宋濂修史在太祖时，使伯琦果与士诚之党同诛，濂等不容不知。至《翦胜野闻》本出依托，不足为据。瑛所言殆传闻失实也。
是二书前有至正乙未国子监丞宇文公谅《总序》。《说文字原》之首有伯琦《自序》，题“至正己丑”，而《六书正讹》则无序。意其佚脱也。明嘉靖元年，滁阳于器之重刊於浙中，琼州黄芳为序。崇祯甲戌，胡正言又重刊之。正言字曰从，海阳人。官中书舍人。工於镌篆，有《十竹斋印谱》两集。此二书篆文，即所手书也。昔许慎《说文》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后之序，或有义或无义，不尽可考。
徐锴作《说文系传》，仿《周易序卦》之例，一一明其次第连属之故，未免失之牵合。伯琦是书又以慎之部分增廿、、、亍、芔、爿、、、、、、羍、、、母、尢、一十七部。又改皕为百，改箕为其，改危为，改云为云，变其字者四部。删其飞、儿、、凶、卤、矛、、{山豆}、鼓、白、有、匚、蓐、<丰刀>、酋、、十七部。移其原第，使以类相从，以明辗转孳生之义，分为一十二部。如“秃”字《说文》从人在禾中，伯琦则谓从木谐声，从禾为谬；“尸”字小篆一笔三折，屈曲相连，伯琦则谓为传写之误，当从卧人之形，作二笔书之：与慎亦颇有异同。至於以侧山为、倒为币之类，训为转注，则仍与会意无分，未免自我作古耳。其《六书正讹》，以《礼部韵略》部分分隶诸字。列小篆为主，先注制字之义，而以隶作某某、俗作某某辨别於下，略如张有《复古编》之意。其间如“芙蓉”之“蓉”必书为“颂”、“枝幹”之“幹”必书为“干”，多牵强而不可行。且全书皆用今韵，而“宜”字则以篆文从多谐声，移於歌韵。全书皆用小篆，而“香”字仍从古文作{白厶}，别注小篆作{黍甘}。如斯之类，尤未免为例不纯。大抵伯琦此二书，推衍《说文》者半，参以己见者亦半。瑕瑜互见，通蔽相仿，不及张有《复古编》之精密，而亦不至如杨桓《六书统》之糅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姑存以备一解，亦兼收并蓄之意云尔。
△《汉隶分韵》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时代。考其分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