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周公之《经》而翼以孔子之《传》，各为标目，使相统而不相杂。其无《经》可附之《传》，则总附於六十四卦之后，是为《经传》。又取程子之《传》、朱子之《本义》夹注其下，是为《集解》。其程子《经》说、朱子《语录》各续於《传》之后，是为《附录》。又取一桂纂疏而增以诸说，是为《纂注》。其后定名《会通》者，则以程《传》用王弼本，《本义》用吕祖谦本，次第既不同，而或主义理，或主象占，本旨复殊。先儒诸说，亦复见智见仁，各明一义，龂龂为门户之争。真卿以为诸家之《易》，途虽殊而归则同，故兼搜博采，不主一说，务持象数、义理二家之平，即苏轼、朱震、林栗之书为朱子所不取者，亦并录焉。
视胡一桂排斥杨万里《易传》，不肯录其一字者，所见之广狭，谓之“青出於兰”可也。惟其变易《经》文，则不免失先儒谨严之意，可不必曲为之词耳。
△《周易图说》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钱义方撰。义方字子宜，湖州人。尝举进士，其仕履则不可考矣。是书成於至正六年。上卷为图者七，下卷为图者二十。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疑传写误也。其说谓《河图》为作《易》之本。《大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乃圣人即理推数，二者可以相通，故并言之，非谓作《易》兼取《洛书》。
又引朱子之说，谓圆图有造作，且欲挈出方图在圆图之外。又谓“朱子《易本义》於先天、后天卦位必归其说於邵子，似歉然有所未足。是以不揆其陋，而有所述”云云。其说较他家为近理，然犹据陈抟以来相传之图书言之。其实《河图》、《洛书》虽见经传，而今之五十五点、四十五点两图，其为古之图书与否，则经传绝无显证。援《左传》有《三坟》，而谓即毛渐之书，援《周礼》有《连山》、《归藏》，而谓即刘炫之书，考古者其疑之矣。且《系辞》言《洛书》，不言即《九畴洪范》。言《九畴》，不言即《洛书》。卢辩注《大戴礼记》，始云明堂九室法龟文，其说起於后周。阮逸伪作《关朗易传》，因而述之。於是《洛书》之文始传为四十五点，而《九畴》亦遂并於《易》。义方知《九畴》之非《易》，而不知《洛书》本非《九畴》，其辨犹为未审。至其谓自汉以来惟孟喜本《易纬稽览图》推《易》《离》、《坎》、《震》、《兑》各主一方，馀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为有图之始，寥寥千载，至陈抟始本《易》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因而重之”及“天地定位”等说，为横、圆、大、小四图，传穆李以及邵子。又本“帝出乎震”之说，为《后天圆图》，内《大横图》之卦为《否》、《泰》，反类方图。则於因《易》而作《图》，非因《图》而作《易》。本末源流，粲然明白。不似他家务神其说，直以为古圣之制作，可谓独识其真矣。其所演二十七图，亦即因旧图而变易之。奇偶之数，愈推愈有。人自为说，而其理皆通。譬之自古至今，弈无同局，固亦不妨存之以备一家焉。
△《周易爻变义蕴》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陈应润撰。应润，天台人。始末未详。《黄溍集》有是书《序》，称其字曰“泽云”。又称其延祐间由黄岩文学起为郡曹掾，数年调明掾，至正乙酉调桐江宾幕。首卷应润《自序》题“至正丙戌”（案《经义考》载此《序》，题至治丙戌。至治有壬戌无丙戌，干支不合。且黄溍《序》题至正丙戌，《序》中称“延祐间余丞宁海，又数年余为越上盐运，三年余乞老金华”。溍延祐二年进士，下距至治壬戌仅六年，安有乞老之事？此必《经义考》刊版之讹，非此本传写之误也。谨附订於此），则是书成於桐江也。其书大旨谓义理玄妙之谈，堕於老庄，先天诸图杂以《参同契》炉火之说，皆非《易》之本旨。故其论八卦，惟据《说卦传》“帝出乎震”一节，为八卦之正位，而以“天地定位”一节，邵氏指为先天方位者，定为八卦相错之用。谓文王演《易》，必不颠倒伏羲之文，致相矛盾。其论太极、两仪、四象，以天地为两仪，以四方为四象，谓未分八卦，不应先有揲蓍之法，分阴、阳、太、少。周子无极、太极、二气、五行之说，自是一家议论，不可释《易》。盖自宋以后，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所注用王弼本，惟有《上、下经》六十四卦，据《春秋传》某卦之某卦例，如“《乾》之《姤》”曰“潜龙勿用”、“《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之类，故名曰“爻变”。其称一卦可变六十四卦，六爻可变三百八十四爻，即汉焦赣《易林》之例。盖亦因古占法而推原其变通之意，非臆说也。每爻多证以史事，虽不必其尽合，而因卦象以示吉凶，以决进退，於圣人作《易》垂训之旨实有合焉。在宋元人《易》解之中，亦翘然独秀者矣。
△《周易参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梁寅撰。寅字孟敬，新喻人。元末辟集庆路儒学训导，以亲老辞。明年兵起，遂隐居教授。明初徵修礼乐书，将授以官，复以病辞归，结屋石门山。学者称曰“梁五经”。著有《礼书演义》、《周礼考注》、《春秋考义》诸书。此乃所作《周易义疏》，成於至元六年，前有寅《自序》。其大旨以程《传》主理，《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