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乎？△《左传统笺》三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姜希辙撰。希辙字二滨，馀姚人。明崇祯壬午举人。国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书循文衍义，所据者特杜预、林尧叟、孔颖达三家，参以朱申《句解》。
其所引证，又皆不标所出，犹沿明季著书之习。
△《春秋家说》三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大义受於其父，故以“家说”为名。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如文姜之与於弑，夫之谓不讨则不免於忘父，讨之则不免於杀母。为庄公者，惟有一死而别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诛。不知子固无杀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岂有杀嫡母之理？视生母为母而视嫡母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见，可引以断《经》义乎？闵公之弑，夫之谓当归狱於庆父，不当归狱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与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压天伦。此亦牵于俗情，以常人立论。不知作乱於国家，即为得罪於宗庙。唐武后以母废中宗，天下哗然而思讨，君子不以为非。彼独非母子乎？首止之会定王世子，所以消乱端於未萌。世子非不当立，则不得谓之谋位。诸侯非奉所不当奉，则不得谓之要狭。夫之必责以伯夷、叔齐之事，则张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类，皆以私情害大义。其他亦多词胜於意。全如论体，非说经之正轨。至於《桓公元年》，无端而论及人君改元宜建年号之类，连篇累牍，横生支节，於《春秋》更无关矣。
△《春秋传注》三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严启隆撰。启隆字尔泰，乌程人。前明诸生。其说谓孔子欲讨陈恒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隐公者，以隐有锺巫之难，特托以发凡。不终於陈恒、简公之事而终以获麟者，欲以讳而不书，阴愧三家之心。又谓《春秋》治大夫，非治诸侯，以三十六君之事为经，而其馀为纬。以文公以前为宾，而以后为主。经之义当明，纬之义可以不问。主之义当明，宾之义可以不问。
又谓《春秋》一字一句皆史旧文，圣人并无笔削。其意盖深厌说《春秋》者之穿凿，欲一扫而空之，而不知矫枉过直，反自流於偏驳也。
△《春秋论》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珏撰。珏字佩之，无锡人。前明诸生。是书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枢《纪事本末》之例，标举事目，类聚《经》文於前，而附论於下。其体在经义、史评之间。而持论严酷，又颇伤轻薄。其《庄公忘父雠》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夺新昏之宴而复叙淫奔之好也。文姜数数与齐侯享会，是又庄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结欢於齐侯而有狩猎之驰骋、卫俘之弋获也？”是岂儒者说经之体耶？△《春秋正业经传删本》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金瓯撰。瓯字完城，一字宁武，秀水人。是书专为举业而设，以胡《传》为主。凡《经》文之不可命题者，皆删去之，极为诞妄。又上格标单题、合题等目，每题缀一破题而详论作文之法，与《经》义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艺以来，坊本五经讲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时文家利於剽窃，较先儒传注转易於风行。苟置之不论不议，势且蔓延不止，贻患於学术者弥深。故存而辟之，俾知凡类於此者，皆在所当斥焉。
△《春秋传议》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周易说略》，已著录。是书意在折衷三《传》，归於至当，然发明胡《传》之处居多，犹未敢破除门户。同时有乐安李焕章为尔岐作《传》云：“著《春秋传议》，未辍而卒。”今此本阙略特甚，盖未成之稿而好事者刻之也。
△《学春秋随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斯大曾编纂《春秋》为二百四十二卷，毁於火。其后更自蒐辑，以成此书。其学根柢於三《礼》，故其释《春秋》也，亦多以《礼》经为据，较宋元以后诸家空谈书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如解《闵二年》“吉禘于庄公”，谓四时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恶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书，非谓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与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无据。斯大谓每年皆祫，即以时祭为祫祭，盖袭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说，而不知皇氏固未尝以时祭为祫祭。《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注》谓：“天子先祫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祫。”如谓禘、烝、尝即是祫，则与祫无分先后，何以《经》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后言禘、烝、尝，於诸侯先言禘、烝、尝而后言祫耶？又“禘一犆一祫”，《疏》谓：“诸侯当夏禘时，不为禘祭，惟一犆一祫而已。”皇氏谓诸侯夏时若祫则不禘，若禘则不祫。俱谓时禘不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