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品》、《妙品》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诸字。前有庆历五年修《自序》。《序》中称胡安国《春秋传》及真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与辨矣。
△《春秋道统》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是书仅分上、下二卷，而抄本细字乃八巨册。不著撰人名氏，惟冠以乾道八年晋江傅伯成《序》，称为元祐间《春秋》博士刘绚质夫所作。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刘绚《春秋传》，无“道统”二字之名。《文献通考》作十二卷，《玉海》作五卷，与二卷之数亦不合。又振孙称所解明正简切，而此本并无解《经》之语，止钞撮《左氏传》，间及《公》、《穀》、《国语》及略采诸家一二条。
且不特《传》文多所删节，即《经》文亦止摘录一二字，如明代坊本之标题。宋人经说，亦无此例。《序》中以“何休学”连为人名，其陋已极。又称后之有功於《春秋》者有杜预、林尧叟。林尧叟乃在南宋中年，伯成此《序》作於南宋之初，何由得见？且《杜林合注》是明末坊间所刻，伯成又何由以杜、林并称乎？又伯成庆元初为太府丞，宝庆初始加龙图阁学士。此《序》既曰乾道八年壬辰，是时伯成方举进士，何得先以龙图阁学士结衔？讹谬种种，不可殚述。伪书之拙，无过是矣。其卷首收藏诸印，亦一手伪造，不足信也。
△《左氏君子例》一卷、《诗如例》一卷、《诗补遗》一卷（内府藏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学》，已著录。《左氏春秋传》多有“君子曰”字，林栗指为刘歆所加，其说无据（案栗说见《经义考》所引）。石则以为《左氏传》有所谓“君子曰”者，又有称“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后学以褒贬大法，圣人作《经》之意义。因录为例，凡“君子”七十三条，而以“圣语”三十二条附之，皆无所发明。又以《左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因取所载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阐论之，以蕲合於断章取义之旨。凡一百六十八条，名曰《诗如例》。
复采《左传》所载筮词、歌谣三十八事，名曰《诗补遗》。於《经》义悉无大裨益。特当南北宋间，正说《春秋》者掊击三《传》之时，而石独笃志古学，为足尚耳。旧载《方舟集》中，石门人刘伯熊合为一编，题曰《左氏诸例》，实非石之旧名。今仍各标本目。其文则与《方舟易学》仍归诸《方舟集》中，不更录焉。
△《春秋通论》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曰“宋人撰”，不著名氏。诸家书目亦不著录。其书统论周及列国大势，推其兴废之由。周及鲁、齐、晋、宋、卫、郑、楚、秦，各为一篇，吴、越共为一篇，皆捃拾旧文，为事后成败之论。每句隶事而各引《传》以为之注。其言肤浅，无所发明。
△《春秋握奇图》一卷（永乐大典本）
金利鸾孙撰。鸾孙字士贵，旴江人。前有《自序》，称“《握奇图》者，《春秋》家之学也。二百四十二年而该之万八千言。编年以为经，而列五伯内外诸侯以纬之。纵取则年与事类，衡切则国之本末具在。乃各叙事略於其后，一览而思过半矣”云云。据其所言，则此书所重在於《年表》。今《年表》散佚，只存其论，已非銮孙著书之本旨，不足取矣。
△《春秋左传句解》三十五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礼句解》，已著录。是书惟解《左传》，不参以《经》文，盖犹用杜预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别见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详。
惟《传》文颇有删节，是其所短。如隐公之首删“惠公元妃孟子”一节，则隐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春秋经疑问对》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黄复祖撰。复祖字仲篪，庐陵人。《元史》：“仁宗皇庆三年复科举法，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经义一道，各治一经。元统以后，少变程式。易汉人、南人第一场《四书》为本经。”复祖序云：“至正辛巳大科载复有经疑之条。”即《元史志》所谓变程式之时也。其书以《经》、《传》之事同辞异者求其常变，察其详略，以《经》核《传》，以《传》考《经》，以待学子之问。盖亦比事属辞之遗意。
其大旨则专为场屋进取而作，故议论多，而义理则疏焉。
△《春秋合题著说》三卷（永乐大典本）
元杨维桢撰。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山阴人。泰定四年进士。初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转建德总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学提举。未及上而兵乱，遂不复仕，放浪於诗酒歌舞之间。明初命修礼乐书，旋以老病辞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案宋《礼部贡举条式》、《崇宁贡举令》，《春秋义》题听於三《传》解《经》处出。靖康元年改，止用正《经》出题。绍兴五年礼部议，《春秋》正《经》词语简约，比之五经为略。问目所在，易於周遍。往往州郡问目，重复甚多。每遇程文，鲜不相犯。请仍听於三《传》解《经》处相兼出题。《元史选举志》所载延祐条例，不言《春秋》出题之法。以维桢是书考之，盖亦以《经》文易复，改为合题。明制《春秋》合题之法，盖沿元旧也。维桢《自序》曰：“《春秋》正变无定例，故关合无定题。笔削有微旨，故会通有微意。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