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依《经》为次，无割裂分隶之嫌，较他家体例为善。其说以《左传》为主，间及他家，而最攻击者莫若胡安国《传》。其论安国开卷说春王正月已辞穷理屈，可谓确论。然《左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礼》正岁正月兼用夏正，夏正亦属王制。故变文称“王周正月”，以为建子之明文。而奇龄乃读“春王”为一句，“周正月”为一句，谓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为乖谬，殆更甚於安国。又如郑康成《中庸注》：“策，简也。”蔡邕《独断》亦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春秋正义》曰：“‘大事书於策者’，《经》之所书也；‘小事书於简者’，《传》之所载也。”又曰：“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於简。”据此，则《经》、《传》简策，并无定名。故崔杼之事称南史氏执简，而华督之事称名在诸侯之策，其文互见。奇龄乃以简书、策书为《经》、《传》之分，亦为武断。然其书一反胡《传》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义例皆有徵据，而典礼尤所该洽。自吴澄《纂言》以后，说《春秋》者罕有伦比，非其说《诗》、说《书》好逞臆见者比。至於喧呼叫呶，则其结习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议不论可矣。
△《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刊正三《传》、《经》文之误。其以《简书》为名者，盖仍执其《传》据策书、《经》据简书之说也。大旨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穀》之异文，辨证其谬。因胡安国《传》多从《穀梁》，并安国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从《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卫侯衎出奔齐”一条耳。
考《左传》虽晚出，而其文实竹帛相传。《公》、《穀》虽先立於学官，而其初皆经师口授，或记忆之失真，或方音之递转，势所必然，不足为怪。奇龄所考正者，如会袲不当有齐侯；单伯送王姬，不应作逆；齐人来归卫俘，据《书序》知俘即是宝，非《经》、《传》有异；公伐齐纳子纠，不应无子字；齐人歼于遂，不应作瀐；曹羁出奔陈，赤归于曹，与郑忽出奔卫、突归于郑同例；会洮，不应有郑世子华；栾书救郑，不应作侵郑；召公来锡公命，不应作赐命；襄公五年救陈，不应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会虢之卫齐恶不应作石恶；齐栾施不应作晋栾施；叔孙婼不应名舍；公会齐侯盟于黄，不应作晋侯；卫赵阳不应作晋赵阳：皆极精核。至於《经》书“冬，宋人取长葛”，《传》乃作“秋”，但知《经》、《传》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后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则此冬而彼犹秋，实与晋用夏正，《经》、《传》皆差两月一例。又“卫师入郕”，《公羊》“郕”作“盛”，遂诋其宋将作送，卫将作彗，不知《穆天子传》所载盛姬即郕国之女。《考古图》“许”或作“鄦”、“鲁”或作“卤”，俱勒诸钟鼎，断非讹写。古字异文，如斯者众，未可尽以今文绳之。又谓“昔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昔字训夜，虽见《列子》，然不应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称“夜则昏惫而熟寐，昔昔梦为国君”，又称“夜亦昏惫而寐，昔昔梦为人仆”，正昔夜二字并用。又谓皋陶可作咎由，由於音同；西乞术不可作西乞遂，由於音异。是以后世之平仄，律古人之转音。不知《檀弓》以“木”为“弥牟”，《战国策》以“包胥”为“勃苏”者，不一而足也。如斯之类，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为未得其平。甚至“于”作“於”、“飨”作“享”，《经》、《传》处处通用，於《公》、《穀》亦缕摘之，益琐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其瑜也。
△《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作《春秋传》，分义例为二十二门，而其书则仍从《经》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门隶事，如沈棐、赵汸之体，条理颇为明晰，考据亦多精核。盖奇龄长於辨礼，《春秋》据礼立制，而是书据礼以断《春秋》，宜其秩然有纪也。至《周礼》一书，与《左传》多不相合。盖《周礼》为王制，而《左传》则皆诸侯之事。《周礼》为初制，而《左传》则皆数百年变革之馀。强相牵附，徒滋纠结。奇龄独就《经》说《经》，不相缴绕，尤为特识矣。是书为奇龄门人所编，云本十卷。朱彝尊《经义考》惟载六卷，且云“未见”。此本於二十二门之中仅得七门，而“侵伐”一门尚未及半。盖编次未竟之本。虽非完书，核其体要，转胜所作《春秋传》也。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钱塘人，居於平湖。以诸生荐直内廷，授中书舍人，改翰林院侍讲，官至内阁学士。是编乃康熙乙丑士奇奉敕撰《春秋讲义》，因考订地理，并成是书奏进。据阎若璩《潜邱劄记》称“秀水徐胜敬可，为人作《左传地名》讫，问余成公二年鞍之战”云云，则实士奇倩胜代作也。其书以《春秋经、传》地名分国编次，皆先列国都，次及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经》文、《传》文及杜预《注》，而复博引诸书，考究其异同，砭正其疏舛，颇为精核。惟时有贪多炫博，转致琐屑者。如鲁庄公筑台临党氏，遂立“党氏台”一条，殊於地理无关。又如晋以先茅之县赏胥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