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而善恶自见。”又曰：“《春秋》传例多不可信，圣人纪事，安有许多义例？”然则圣《经》之法戒，本共闻共见；圣人之劝惩，亦易知易从。自啖助、赵匡倡为废《传》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为新奇以相胜，而《春秋》以荒。自孙复倡为有贬无褒之说，说《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贬，求其所以贬而不得，则锻炼周内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义序》谓传经之失不在於浅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谓片言居要矣。是编恭承训示，务斟酌情理之平，以求圣《经》之微意。凡诸家所说穿凿破碎者悉斥不采，而笔削大义愈以炳然。学者恭读御纂《春秋传说汇纂》以辨订其是非，复恭读是编以融会其精要，《春秋》之学已更无馀蕴矣。
△《左传杜解补正》三卷（通行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於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李光地尝为作《小传》，今载《榕村集》中。是书以杜预《左传集解》时有阙失，贾逵、服虔之《注》、乐逊之《春秋序义》今又不传，於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邵宝《左觿》等书，苟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罄”，取诸《国语》。“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田禄其子，取诸《楚辞》。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祏为庙主，取诸《说文》。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
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推求文义，研究诂训，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刘炫作《杜解规过》，其书不传，惟散见孔颖达《正义》中。然孔《疏》之例，务主一家，故凡炫所规，皆遭排斥。一字一句，无不刘曲而杜直，未协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弥缝其阙失，可谓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时惠栋作《左传补注》，纠正此书“尨凉”一条、“大司马固”一条、“文马百驷”一条、“使封人虑事”一条、“遇《艮》之八”一条、“豆区釜锺”一条。然其中文马之说，究以炎武为是。栋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说但举《汉书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礼为邻国阙”一条用服虔之说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书，当以所载之书为据。栋引《世本》不标《史记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标《水经注》，正体例之《疏》，未可反讥炎武。至服虔一条，当由偶忘出典。栋注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证以王肃《家语注》，亦明冯时可之说未标时可之名也。
是固不以掠美论矣。
△《春秋稗疏》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编论《春秋》书法及仪象典制之类仅十之一，而考证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论书法，谓《闵公元年》书季子、仲孙高子皆不名，乃闵公幼弱，听国人之所为，故从国人之尊称。然考襄公之立实止四岁，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闻以君不与政书事或有变文，何独闵公见存，反从国人立议。其论《春秋》书戎皆指徐戎，斥杜预陈留济阳东有戎城之非。且谓曹卫之间不应有戎，证以《费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参错於郡县。
观追戎济西，则去曹近而去徐远。至於凡伯聘鲁归周而戎伐之于楚丘，则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断难越国，安得谓曹卫之间戎不杂居。如此之类，固未免失之臆断。至以鸲鹆为寒号虫，反斥《埤雅》之讹，以延厩为延袤其厩，亦为穿凿。杜注陉亭在召陵南，不云即在召陵，乃删除南字而驳之，尤为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谓当从杜预在龙亢，而驳《水经注》所引阚骃之说误以邑名为国名，足以申杜《注》之义。辨杞之东迁在春秋以前；辨杀州吁于濮非陈地；辨洮为曹地非鲁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贯字非贳字之误；辨厉即赖国，非随县之厉乡；辨践土非郑地；辨翟泉周时不在王城之内；辨莒鲁之间有二郓；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齐地；辨次鄫之鄫非鄫国，亦非郑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汉之祝其：皆足以纠杜《注》之失。据《后汉郡国志》谓郎在高平，据《括地志》谓胡在郾城，据《汉书地理志》谓重邱在平原，据应劭《汉书注》谓阳在都阳，皆足以补杜《注》之阙。至于谓子纠为齐襄公之子（案刘瑾《诗集传通释》，解《何彼秾矣篇》亦以桓公为襄公子。然瑾由误记，与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谓鲁襄公时频月日食由于误视晕珥，亦足以备一解。在近代说经之家，尚颇有根柢。其书向未刊行，故子纠之说，近时梁锡玙据为新义；翚不书族、定姒非谥之说，近时叶酉亦据为新义：殆皆未见其书也。
△《春秋平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诸生。是书多引旧文，自立论者无几。然自宋孙复以来，说《春秋》者务以攻击三《传》相高，求驾乎先儒之上，而穿凿烦碎之弊日生。自元延祐以后，说《春秋》者务以尊崇胡《传》为主，求利於科举之途，而牵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张岐然尝作《五传平文》以纠其谬，而去取尚未能皆允。汝言此书，亦与岐然同意，而简汰精审，多得《经》意，正不以多生新解为长。前有《自序》，谓传经之失不在於浅而在於深，《春秋》为甚。可谓片言居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