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乾隆二十四年定例而言。其例文系偷窃蒙古四项牲畜十匹以上，为首拟绞监候。嗣后偷窃蒙古牲畜之例愈改愈寛，若以蒙古后改者为新例，其拟罪反轻于偷窃官马矣。
盗马牛畜产 一，奉天旗民人等偷窃马匹案件，倶照盗牛及宰杀例分别治罪，旗人销除旗档与民人一例科断，不准折枷。
此条系乾隆二十七年，盛京刑部侍郎朝铨条奏定例，嘉庆十九年改定。
谨按。旗人犯窃，窃盗门内已有专条。偷窃牛马本门各例，均有明文，有犯自可援引，此例似可删除。
盗马牛畜产 一，蒙古偷窃牲畜之案，如一年内行窃二三次以上，同时并发者，仍照刑律以一主为重，从一科断，毋庸合计拟罪。
此条系乾隆五十四年，理藩院议覆乌里雅苏台将军庆桂审奏蒙古贼犯萨都克等，两次偷窃牛马十四匹，依刑律从一科断一案，并五十九年，察哈尔八旗都统官明咨拏获一年内二次偷马贼犯孟克等，审拟治罪案内，刑部会同理藩院酌议定例。原例一蒙古偷窃牲畜贼犯，一年内行窃二次者，倶合计拟罪。已过一年者，仍从一科断。其一年内行窃二次者，内有一次为首，一次为从，或偷窃二次以上，数次为首、数次为从之犯，均以赃多之案为主。为首各案赃多，将为从之赃并入，以为首论。为从各案赃多，将为首之赃并入，以为从论。如首从各案赃数相等者，并计以为首论。其并计首从各案，赃数至十匹以上，应依为首拟绞者，内有为从之赃，与实犯十匹为首者有间，秋审时应入于缓决。至三十匹以上，仍不分首从拟绞，入于情实。（按，重赃并入轻赃，自系古法，轻赃并入重赃，则太过矣。此条为首之赃，并入为从，似不为苛，为从之赃并入为首，则非古法，宜不旋踵而复改回也。）嘉庆五年改定。
谨按。既以匹数分别治罪，既无论数主一主一主，均应并计科罪。惟既载明以一主为重，自系详愼刑章之意，第与严惩蒙古偷窃牲畜之例意，究有未符。
□窃盗本系计赃科罪，然有以株计者，坟树是也。有以只以匹计者，牛马等类是也。后又有以次以人计者，均因计赃治罪嫌于轻纵，是以特立专条，以示从严之意。若仍以一主为重，似非例意。査唐律亦系一主为重，而赃数、次数多者，则又有累倍之法，最为平允。明律删去不用，遂致畸轻畸重，诸多参差。
□此条原定之例虽严，然有与古法相符者，且系蒙古，未便以刑例例之也。后改为一主为重，统计匹数较多，而非一次所窃，均无死罪矣。
盗马牛畜产 一，行围巡幸地方，如有偷窃马匹者，不分蒙古、民人，五匹以上拟绞立决。三匹至四匹者，即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一二匹者，发湖、广、福建、江西、浙江、江南等处充军，倶交驿地当苦差。为从及知情故买者，系民人减本犯一等。系蒙古仍照蒙古例办理。
此条系乾隆二十四年，刑部会同理藩院遵奉上谕，议准定例。原附于蒙古人等偷窃四项牲畜条末，三十六年删改，四十二年分出改定。
谨按。原奏内称皇上行围巡幸，随从之官兵人等当差，全仗马匹，傥被偷窃，于一应差使必致有误，是以严定此例。似应点明扈从官员兵役人等马匹，以免岐误。
□再，偷窃官马，例有明文。
□行围巡幸之处，应照例加重。此处并未议及。査窃盗门内拏获。
□行在行窃一条，本有偷窃马骡治罪之例，嗣经声明见于此条，将彼处删除。其四十二年修例按语内，业经声明，行围巡幸地方偷窃马匹，与蒙古地方偷窃牲畜之例，各不相同，因分作二条。此处自应修改详明，将偷盗官马及随扈人员马匹治罪之处，定立专条，庶无岐误。
□此绞立决罪名，是否指一主而言。抑无论各主之处，并未叙明。乾隆五十四年，添纂一主为重之例，则又专指蒙古而言。此条并未议及，有犯碍难援引。
□此发云、贵等处，亦系不分别蒙古、民人，一体定拟，皆蒙古例也。
□五匹以上即拟绞决，较蒙古牲畜为重，不言十匹、二十匹以上，即可知矣。而为从均减一等，则又较偷窃蒙古牲畜为轻。且一匹至九匹，为从民人减一等，即应满徒，亦与下条分别发湖、广、山东等省，互相参差。
□知情故买较知情分赃情节稍轻，下条知情分赃者，仅止鞭责，此处故买减一等拟徒，亦嫌太重。
□此条原例附于蒙古偷窃牲畜之后，因系行围巡幸地方，故较偷窃蒙古牲畜为更严。第蒙古偷窃牲畜之案，已经改轻，此条仍从其旧，遂不免彼此参差。
盗马牛畜产 一，民人、蒙古番子偷窃四项牲畜，以蒙古内地界址为断。如在内地犯窃，即照刑律计赃，分别首从办理。若民人及打牲索伦、呼伦贝尔旗分另戸，在蒙古地方并青海鄂尔多斯阿拉善毘连之番地，以及青海等处蒙古番子互相偷窃者，倶照蒙古例分别定拟，仍各按窃盗本例刺字。（按，原奏云，在内地犯窃，照民人例计赃，分别首从科罪。在蒙古地方犯窃，倶照蒙古例一二匹至九匹，分别发遣。十匹以上，不分首从拟绞监候，与现在蒙古例文大相悬殊。）
此例原系四条，一系乾隆十四年，理藩院条奏定，（按，此指民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