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乃止，凡一十两至十九两皆是。惟名例内称数满乃坐。今凡窃盗赃至十余两者，并不引二十两之条，仍照一十两科断，致与一两以上至一十两者同，拟杖七十，相随错误。由此而推一百一十两，流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两，流三千里。一百二十两以上，绞监候。夫所谓一百二十两以上者，即一百二十两零一分亦是。今凡赃至一百一十九两九钱九分，止照一百一十两拟流二千五百里。若至一百二十两零一分，又拟绞监候。则是流三千里者，必须恰满一百二十两之数，不多一分，不少一分，方为吻合，似非定律本意。此条赃数本系十两为一等，今杖七十，系十九两九钱九分为一等。其流三千里，则以一分为一等，殊觉轻重失伦。请于律内逐一添注，如窃盗赃二十两，杖八十，一条添注十两以上至二十两字样。其二十两至一百二十两，及此外监守常人枉法等赃，均照此逐条添注几两以上至几十两字样，庶援引不至失当等语。刑部査窃赃起于杖，由杖而徒，由徒而流，由流而绞，皆按赃数递加，丝毫不容増减。细绎名例内称。加者数满乃坐，注云，如赃加至四十两，纵至三十九两九钱九分，虽少一分，亦不得科四十两之罪。是律义极为严密，向来办理计赃科罪之案，倶遵照名例内数满乃坐之文，如窃盗赃二十两，杖八十，必须满数二十两方坐，即十九两九钱九分，亦不得科以杖八十，仍科一十两杖七十之罪。推至一百二十两，应流三千里者，即一百一十九两九钱九分，亦仍照一百一十两例，拟流二千五百里，不得科以流三千里之罪。凡计赃者皆然，不独窃盗一项也。今该抚以窃盗赃皆系十两为一等，乃赃至十余两者，并不引二十两之条，仍照一十两科断，致与一两以上至一十两者，同拟杖七十，谓独此条系一十九两九钱九分为一等，推至一百二十两，流三千里，则又系一分为一等，以为轻重失伦。就律文而论，前后数目原似有多寡之不同，惟是古人定法，义蕴精深，全在此毫厘之辨，用以示界限之分。名例内满数乃坐一语，所以统贯计赃各条，正恐后人误会律文，易滋出入，信足永远遵行。若如该抚所奏，于窃盗赃二十两，杖八十条下，添注十两以上至二十两字样，以下倶照此逐一添注，则监守盗赃四十两即入杂犯斩罪，亦系祗争一分为满流斩罪生死关头。若照此添注，将赃至三十两以上，凡未至四十两者，亦竟科以四十两之斩罪乎。又如枉法赃律内五十五两，流三千里。八十两绞。若照此添注，将五十五两以上，凡未至八十两者，亦竟科以八十两之绞罪乎。推至徒流以上，倶以次加重，是歴久奉行之定律，行且棼如乱丝矣。且即据所称流三千里者，系一分为一等，殊不知满流之生罪赃数，必至此而始满。而入绞之死罪定限，即至此而加严，一逾此关，律应拟绞。若如所奏必拘定十两为一等，势必赃至一百三十两始拟绞罪，是于杖徒流等罪各减去九两九钱九分零数，似觉从严。而于律应入绞之数，又加多十两，反属寛纵，殊未平允。总之，此条律文自古迄今，内外问刑衙门，积久遵循，从无窒碍，未便轻议更张，致滋混淆。所有该抚奏请计赃科罪各系下，逐一添注之处，应毋庸议。
□（按，部驳自属正论。）
谨按。唐律窃盗得财，一尺杖六十，与今律一两以下同。一疋加一等，与今律一两以上至一十两同。五疋徒一年，与今律五十两同。若未至一疋及五疋，即不科以杖七十，徒一年之罪，正与名例数满乃坐之意相符。且言明一疋加一等，五疋加一等，亦不得谓非加罪。且不独窃盗赃也。即枉法赃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绞，监临主守自盗，加凡盗二等，三十疋绞。虽应抚者亦有加罪，与名例称加者不得加至于死。本条加入死者，依本条之意，亦属相符。若如《通考》所云，是数满乃坐，与窃盗赃并无关渉矣，似非通论。至如赃加至四十两云云，如赃为一句，加至四十两为一句，谓举一可以类推之意，摘出赃加二字，以为不可解，未免过事吹求。
条例
窃盗 一，窃盗抢夺掏摸等犯事犯到官，应将从前犯案次数，并计科罪。若遇恩赦，其从前所犯原案咸予赦除，免其并计，并免刺字，有犯仍以初犯论。如得免并计之后，再行犯窃，覆遇恩赦后犯案到官，审系再犯、三犯，倶按照初次恩赦后所犯次数并计，照律科罪。若遇清理庶狱，恩旨免罪不免刺者，仍行并计，按照从前次数定拟。
此例原系二条，一系康熙四十四年，刑部议覆贵州巡抚于准题准定例。一系乾隆三十六年，御史张敦均条奏定例，嘉庆六年修并。
谨按。此例系指两遇恩赦而言，与下积匪猾贼一条参看。彼条似系照此例改定，而语意未见明晰。
□此例以抢窃事同一律，是以言窃盗而类及抢夺。惟抢夺不计赃数，即应拟徒，与窃盗之问拟笞罪者不同，是以窃盗门内有再犯分别枷号之文。而抢夺门内并无再犯之语，祗有因抢夺问拟军流徒罪，在配在逃，复犯抢夺，分别次数，拟以军遣。各例似系科以再犯加等之意。如遇恩赦，若者应以初犯论，若者应以再犯、三犯论，殊未分明。即免并计、不免并计之处，亦与窃盗有异，办理恐有窒碍。似应将例内抢夺二字删去，于抢夺门内另立遇赦免并计、不免并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