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数十年来征数日绌，亏空日多，转不及曩时所定户、工二部四百六十万之额［通商各口在外］，其咎安在？尝阅英国《财赋志略》：咸丰二年，岁入四千八百余万，内关税一千八百余万。又云：六年岁入七千余万，不言关税若干。一通事云：七千余万中，关税之增最多。夫彼国通商增广，固不止中华，而中华实大宗，彼增而我无增，不惟无增而且益减，何哉？不实征，不实解也。夫彼之能实征实解者，吾见之江海关矣。货物进口，彼鬼役持帐来易我单，即凭单令我役运岸，不闻运单中所无之一物，亦不闻自运一物［亦有奸商漏税，当别论］。夫以今日之夷焰，若以吾吏，吾商处之，必十漏七八，我亦无如何，而彼不为也。于我关如此，即于彼关可知。
往尝谓洋钱重七钱三分，实纹六钱五分，余铅八分，中国行用辄当银八钱以上，其中国仿造者，虽无铅亦不行，何则？识其为夷制，即可信其有实银六钱五分，若彼杂以铜铅，亦非我所能识别，而彼决不为，是以通行。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析之为零银，银饼遂废。又今夷市，我购彼货，先银后货，彼购我货，先货后银。甚有寄贩名目，与货后辄扬帆西去，一年为期，赢缩惟彼所命者，要之彼不能信，我断不敢与之交易，而通商之局散矣。夫子曰：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不谓蛮貊能信，我乃为蛮貊所行，可为太息！今观于关务，而益慨然于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
夫我之不能信，为隐微深痼之疾，非一朝夕之故，骤欲其洗心革面，断有所不能，莫若举各关而尽撤之，京门则复讥而不征之法，以税额入诸厘捐以代各关，责成地方官会同绅董治之，厘捐立法尚新，依为蟊蠹者宜少，即亦散而无纪，尚非过而不留，脱有弊窦，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比之关政，犹彼善于此，特不得多设卡栅，招引关蠹，无关之名有关之实而已。且厘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而《周礼》有关市之征，是其法必始于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春秋、战国无改。［《管子?霸形篇》“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是管子亦尝云之］孟子欲复文王之治以复古，虽以周公之法而不谓然也。即今制固亦有关征无市征也，［落地税以济关征之穷，非市征］增厘捐而关、市并征矣。厘捐之弊，恐将如宋陈遘之经制钱、翁彦国之总制钱，流毒无穷，择一而废之，又曷可缓哉？
节经费议
国家经费有常，惟宗禄无定额。《会典》诸书：奉恩将军以上俸数皆不录。闻近来岁支三百余万，十倍于国初，此宜与以限制者也。成周以后，诸史所纪，待宗室寝薄，至有明而极。本朝亲亲之谊，远迈前古，非臣下所敢轻议。惟是二百年间，度支已十倍，浸假而商祀六百、周祚八百，将至数千万，况万年有道之长乎？固知将来之必出于限制，何如早为之限制？限制之法，亦无过《礼》所谓“亲亲之杀”而已。更宜仿采地之制，分授庄田，以易银米，斯万世无弊矣。至八旗生齿日繁，世复一世，尤难亿计，孽生无穷，兵额有定，其何以支？恐养之适所以窘之也。周之丰镐亦画井田，汉之丰沛无过赐复，不闻龙兴旧区，世世子孙皆仰食县官之理，应请拨留都、畿辅、西北口间田，仿照乾嘉间伊犁锡伯营之法，推广驻防，膂力及格者为兵，不及者为农，分地兴屯，成熟之后，永为世业。勿惑于止能荷戈、不能荷锄欺罔之说。［康熙七年，四川提督某疏］愿别置田产长子孙者听，其外任罢官及因依亲族不愿回京者亦听。惟孽生年岁，咨旗存案，以备稽考。诚今日之至计也。抑更有议者：我朝自萨尔浒一役之后，大兵所至，天下无敌。洎乎雍乾，禁旅之威犹震海内。假令今日有此兵十万，何患乎外侮，何患乎内讧？而今旗兵殊不然，此何以故？承平日久，敝化奢丽，膏粱多而藜蕾少，染汉兵习气而殆过之。另议非武生不得充兵，非力举若干斤不得充武生，满汉一律，正以此也。夫禁旅至重，宜极天下之选，不得以旗籍而迁就之，应请于亲军护军前锋、健锐、火器等三营中，严加甄别，及格者留之，不及格者黜之。于绿营中挑补班于旗兵下，以示区别。斯循名责实之道得矣。
筹国用议
古不以银为币，唐时用银不过蛮市，明初用钞用钱禁用银，中叶后银始通行。顾氏炎武著论，用钱废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日贵，农田出谷而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盖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银，而其一不用银，犹之十有七省用银，而一省不用银，行乎不行乎？
曩尝谓市易之事，贵征贱，贱征贵，势之所趋，有莫适为主，而一成不可变者，即如钞币一法，虽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严刑峻法曾不足动其毫末，征诸古而皆然，验之今而益信。且夫钞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则银且尽为诸夷所有，一旦有事，钞币无从支银，百万资财，俄顷片楮，而银之重中于人心，权势遂尽移于有银之诸夷，几何不为闽省前年之事。［注：